金融时报：对欧洲而言，经济增长已经事关生死
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贾南·加内什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副主编，每两周发表一篇专栏文章。他为《金融时报》撰写国际政治评论，为《金融时报周末版》撰写文化评论。此前，他曾担任《经济学人》的政治记者五年。
Council of Europe, Euroflag,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上周，拉特科·姆拉迪奇死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拘留所。这位前波斯尼亚塞族将军终年84岁。
对此，人们会同时想到两件相互矛盾的事。
第一，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让自己出了丑。当时，欧洲觉得属于自己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卢森堡外长当年的说法。欧洲认为，不需要美国，也能自行处理南斯拉夫解体问题。
随后发生的混乱，包括姆拉迪奇后来被定罪的战争罪行，证明这种自信完全站不住脚。
第二，与今天相比，那竟然还是欧洲在军事上相当认真的好日子。1990年，英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法国为2.8%，德国为2.5%。
到了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夕，这三个数字已经分别降至2.1%、1.9%和1.3%。这段时间里，三国武装部队人数也都大幅减少。
这意味着，仅仅想恢复到当年那个并不理想的状态，也就是欧洲依然无力阻止本地区暴行的状态，欧洲主要国家就必须增加国防开支。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除德国以外，其他主要国家几乎都没有多少继续举债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大约相当于GDP的30%，如今已经是当年的三倍。
欧洲国家也很难再大幅提高税收，至少如果不想进一步削弱本来就已经低迷的经济，就不能这么做。从社会福利中抽走资金，选民又会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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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答案是GDP增长。
事实上，每个有责任感的欧洲政治人物，都应该把一张流程图设成手机壁纸：
经济增长 → 税收收入增加 → 国防开支增加。
直到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理由一直是，如果没有增长，欧洲只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穷一点。但这从来不足以说服选民接受眼前的痛苦，比如削减福利，或者减少就业保护。国家经济衰退看起来太遥远，而欧洲原本又足够富裕。
结果，各种改革方案几乎都无疾而终。
2024年，马里奥·德拉吉提出的改革建议陷入停滞；早在2000年，《里斯本议程》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即便一些改革真正实施了，往往也经不起选举考验。格哈德·施罗德对此再清楚不过。
但现在，推动增长的理由已经变了。如果没有增长，欧洲就没有能力威慑那些威胁其生存的敌人。
经济问题已经变成生存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条件可能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利于推动促进增长的改革。
我一直怀疑，富裕而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否能够主动实施会带来痛苦的改革，除非危机已经逼到眼前。我过去只是一直认为，这种危机必须是经济危机。
历史先例似乎也是如此。1976年，英国屈辱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滞胀催生了里根主义；金融市场对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法国政府发起反击；欧元区危机迫使希腊和西班牙改变政策。
没有什么比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更能让一个沉迷幻想的政府清醒过来。这个机制确实有效。
但如果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地缘政治危机呢？如果推动改革的动力，不再是恢复失去的富裕，而是国家能不能继续生存呢？
如果是这样，真正合适的历史类比就是明治维新。当年的日本为了避免被征服或者沦为附庸，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现代化。原本难以想象的改革，包括工业化，也因此带上了爱国主义的紧迫感。
当然，那是一个帝国体制。现在的问题是，拥有自由选举权的欧洲人，是否也能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国家生存之间的同样联系。
为了促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各国政府或许会进行一场“谈话”。
也就是说，政府会以前所未有的坦率程度告诉民众，俄罗斯威胁究竟有多严重，现有防御体系又存在多么严重的漏洞。当然，在欧洲东部和北部很多国家，选民根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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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风险极大。
首先，公开承认自己准备不足，本身就可能构成安全隐患。
其次，极右翼政党一定会借题发挥，指责政治精英夸大一个遥远的威胁，只是为了把改革强加给民众。
在西方民粹主义运动中，德国选择党或许是最倾向于从克里姆林宫角度看问题的政党。
本周末，这个党甚至可能赢得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任何自由派政治人物如果直接把“要么增长，要么灭亡”的逻辑摆到选民面前，都是一次冒险。
另一种可能是，政治人物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现实本身会完成全部说服工作。
德国政府认为，俄罗斯是上个月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迟早会发生一次所谓的“灰色地带”事件，也许地点就在英国，而到那时，事情的性质将一点都不“灰”。
如果威胁确实严重，那么几乎按照定义，公众迟早会亲眼看到。类似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逼近东京湾的时刻终将出现。
到了那一步，即使最迟钝的人也不会再看不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普京最终可能做到德拉吉没能做到的事情。
无论通过哪条道路，欧洲如何迎来自己的“明治时刻”，都没有真正迎来这个时刻那么重要，而且必须尽快到来。
欧洲必须形成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所有政策目标都必须服从于经济增长，因为所有政策目标最终都必须服从于安全。
回头看，欧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的“和平红利”，其实没有后来人们说得那么糟糕。如果GDP能够保持较快增长，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下降，并不完全是愚蠢的选择。
在所有人执着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军费目标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分母本身的重要性。
真正让欧洲陷入如此危险境地的，是经济表现，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而问题最严重的恰恰又是那些体量足够大、真正有能力改变欧洲军事力量格局的国家。
摆脱困境的道路其实很明显，或者至少本来应该很明显。
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欧洲人，如今或许终于找到了一个足以说服所有人的决定性理由。
只是，留给欧洲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