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 9 月 14 日，桂林城里下着小雨，一张处决布告贴了出来。下令的人是李宗仁，被处决的人却不是普通军官，而是他曾经信任的心腹干将，少将王公度。死刑命令于 9 月 14 日签发张贴，王公度实际在 9 月 15 日凌晨被执行枪决。

布告上写的罪名是托派汉奸，可翻过民国档案的人心里都清楚，这顶帽子经不起细查 —— 据后世史学研究转述，还有说法称托派组织在一年后曾公开出面否认王公度属于其组织。

真正的来龙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得从十年前那趟莫斯科之行讲起。

王公度是新桂系早年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之一，回广西后没走带兵打仗那条路。1930 年李宗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专门设了个组织训练委员会，管的是各县党务和情报串联，主任就是他。

到 1930 年代中期，他手里已经攥着广西省党部执委、省政府委员、政训处少将处长，还兼着《民国日报》社长，喊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和三自三寓的口号，把整套青年培训网络攥在自己手上，广西官场私下把他排在李宗仁、白崇禧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说话分量比不少带兵打仗的将领还重，风头一时无两。

1936 年两广事变，李宗仁、白崇禧联手陈济棠打出反蒋旗号，圈子里态度最硬的就是王公度，主张跟蒋介石死磕到底，还不止一次在内部会议上顶撞主和的声音。

事变最后以桂系服软收场，白崇禧转头就把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潘宜之调过来，一步步顶替他手里的差事。

靠得越近，防得越紧，这在派系政治里从来不是新鲜事，王公度自己未必没察觉，只是没往心里去。

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另一条线。据当年相关记述，王公度受李宗仁、白崇禧指派，借助日德方面的渠道刺探蒋介石亲信组织复兴社在广西的动作，被复兴社察觉后捅到了蒋介石那里，蒋要李宗仁非杀不可。

定罪名的时候，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徐亮之出了个主意，说不如给王公度扣一顶托派帽子，省得再费周折。李宗仁采纳了。

据后世史学研究转述，1938 年，托派华南支部的刊物曾登文澄清，说王公度根本不是托派中人，只是李宗仁的幕僚，这份说法当年没人替他伸张，也没能改判决 —— 一顶帽子扣上去，比查清事实容易太多，也快太多。

跟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谢苍生、区渭文、韦干，不是孤例，是一次针对同一批人的清洗，加上他平日得罪的将领不少，这时候廖磊等人也在旁边推了一把，逼着李宗仁尽快了结。

行刑当天，宪兵队长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他只回了一句没有了，枪声响过，现场很快收拾干净，跟一次普通的军法执行没什么两样，家人几天后才敢去坟场找人，连收尸都要提前打点看坟的老兵。

李宗仁事后只批了按规矩办四个字，桂系内部这以后再没人公开提起这案子，倒是这段历史后来被学界重新翻出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桂系在 1930 年代的西南政局，把王公度案当成地方实力派内部权力清洗的一个典型样本来讲，说白了，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这几方各自的算盘，最后全落在了一个人头上，谁都没真正吃亏，唯独王公度一个人把账全付了。

一个从莫斯科留学回来、一手搭起广西青年培训体系、外界都认作桂系第三号人物的干将，最后因为一顶据转述连托派自己都出面否认的帽子丢了命，年纪不过三十出头。

权力场里给人定性，有时候压根不需要真凭实据，一个说得过去的由头就够用了，剩下的自然有人替你补全。

要是当年他在两广事变里没表现得那么硬，白崇禧会不会没那么快动杀心，这事恐怕连他自己临死都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