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一种专门替人哭丧的职业，月收入堪比七品县令，还供不应求。

开封城里有个老规矩，人死了，不能哭得太难看。

这话听起来自相矛盾，但宋朝人自有办法解决，请人来哭。

专业的，按场次收钱的，训练有素的哭丧者。

她们落泪的速度比死者家属快，哭声的层次比多数亲属丰富，某些顶尖的，还能现场即兴填词，把亡者一生哭成一首长调。

北宋东京的市坊里，这门手艺不仅能养家糊口，做到名声在外的，一个月进账堪比七品知县。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类人，从来不够用。

把故事往回拉一点，得先说清楚宋朝的丧葬是个什么光景。

宋以前，贵族丧礼繁复，平民草草了事，两个世界各走各的轨道。

到了宋代，这道分界线开始模糊。城市商业膨胀，市民阶层壮大，"体面出殡"变成了一种普遍需求，不再只是贵胄之家才讲究的事。

哪怕是经营绸缎的中产商人，家里攒了几年积蓄，逢到丧事，一样想把排面撑起来；城边摆摊的小贩，若遇上长辈过世，也要竭力操办一个体面的出殡。

排面怎么撑？从物件到人，全可以租。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下了东京城的丧葬生态。

专营丧事的铺子叫"凶肆"，什么都卖，什么都租，棺木、纸扎的明器、引路的纸人纸马，还有各类仪式用品。整套行当高度专业化，分工细密。

出殡队伍里，有人抬棺，有人扛旗，有人敲丧鼓，有人吹骨笛，还有人专门哭。

这最后一项，就是哭丧者的市场。

哭，在汉字里不只是悲伤的本能反应，在古代礼制里，哭有调子，有节奏，有场合讲究。

祭前哭、灵前哭、出殡路上哭、下葬时哭，节奏各有章法，乱了就是失礼。

普通家庭，家属本已悲伤过度，哪里还顾得上哭得合乎仪制？哭丧者的存在，既填补了仪式空缺，也给主家一个"我们家葬礼办得认真"的体面背书。

宋朝市场的逻辑从来简单直接，需求在哪里，行业就长到哪里。

职业哭丧者并非宋代独有，先秦已有相关记载，汉唐也有延续。

但在宋代商业城市里，这个行当前所未有地系统化了。文献中对女性从业者多称"哭女""哭妇"，有人组成专业队伍，能承接大单，按规模定价，高峰期排期要提前几天约好。

男性从业者也有，脉络可追溯至早期的"挽郎"制度，从最初的官府挽歌仪式，逐渐演变为民间可雇佣的哭送者。

女性从业者占多数，这在当时并不难理解。

礼俗观念里，女性的悲声被视为哀恸的正当表达，声腔也天然占优势。

顶尖的哭丧者，并不只是扯开嗓子哭，她们能控制哭声的起伏，懂得在什么节点放声、什么节点压低为泣，在哭的间隙嵌入即兴的挽词，配合丧仪的推进同步演进。

这需要记性好，有乐感，临场还要稳住。入行之后，靠的是多年打磨，不是天生就哭得好听。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描述临安丧事习俗，提到专业哭送者参与出殡队伍，随行哭送，各取其酬。

这门生意按场次结算，一场大型出殡少则数日，遇到富户或官宦人家，规模更大，持续更长，酬劳相应水涨船高。

当时记述显示，手艺出色、名声在外的哭丧者，因接单密集，月入颇丰，与一方知县的月俸大致相当。

七品知县依《宋史》记载，本俸之外尚有职钱、禄粟诸项，合算后月入在二三十贯上下，对普通市民而言并不算小的数目。

这当然属于行业里的顶层，多数从业者收入不及此，也要看季节，冬春之际往往是旺季，大疫一来，合格的哭丧者根本排不过来，坐地涨价的情形时有发生。

供不应求的局面，往深处想不难理解。

这行入门看着容易，实际门槛不低。

哭得不像样会被主家当场退单，声腔要有穿透力，泪要来得快，节奏要稳，还要撑过几个时辰的连续演出，体力和情绪管理缺一不可。

真正能承接大户人家丧事的老手，培养周期漫长，缺口始终补不满。

另一头，需求却在持续扩张。

宋代市民社会有强烈的攀比心理，邻家出殡场面气派，自家绝不愿落下风，哭丧者的档次渐渐成了丧礼规格的一个显性指标。

有钱的主家宁可排队等名角，也不愿请个哭声平平的新手将就。

两头一夹，供不应求就成了这行长期的常态。

这门职业的背后，藏着宋人对生死、对体面、对礼仪的一套理解。死者已矣，活人还在这座城里讨生活，讲排场既是对亡者的交代，也是给周围人看的。

而专门替人哭的那些人，拿了钱，哭得认真，哭完收工，没有谁会觉得这哪里不对。

职业化的悲伤，在宋朝的街市上，早已是一门正当生意。

至于那些眼眶一红、泪就下来的老手，散场之后在路边吃碗热汤饼，脸上什么表情，史书没记。

参考资料：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宋史》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