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 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1961年春，钱三强把49岁的王承书叫到办公室，交给她一项新任务：转做铀同位素分离，工作内容严格保密。

钱三强问她，愿不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去搞气体扩散”。

王承书回答：“我愿意。”
从这一年起，王承书很少再参加公开学术活动。

正在上小学的儿子，通常七天才能见到母亲一次；丈夫张文裕也与她长期两地分居。

1964年4月，邓小平、彭真到铀浓缩厂视察，邓小平认出了她，还谈到她这些年不知去向，连张文裕也找不到她。

此前的王承书已经在理论物理领域工作多年。1934年，她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赴美后研究气体分子运动论。1956年，她与张文裕回国。1958年，她又按国家需要转入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组织国内早期的等离子体物理工作。

三年后，这条刚刚铺开的研究道路再次中断。

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第一座铀浓缩工厂的建设和启动遇到困难。天然铀中的铀235含量很低，要取得原子弹所需的高浓缩铀，需要让六氟化铀气体经过大量扩散设备逐级分离。

1960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已向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下达“甲种分离膜”研制任务。
1961年，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又成立协作小组，仅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就承接二机部83项任务、22个课题，任务随即分到多个研究所同步推进。

钱三强组织不同专业力量攻关，六氟化铀制备、分离膜、扩散设备各有人负责，王承书带领理论人员处理气体扩散理论和级联计算。成千上万级设备接在一起，启动次序、物料流量、各级浓度以及运行时间都要落成参数。

王承书和同事使用当时国内启用不久的电子计算机反复计算，又坚持用机械计算机复核，净化级联、级联定态和动态过程，一个课题接一个课题往下做。工厂每次准备联级启动，她和吴征铠等人都要赶到兰州，把计算值同机器实际运行的参数一项项对照。

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两年规划”，要求兰州五〇四厂在1964年4月具备拿出合格产品的条件。按照原有方案，扩散机组分九批启动，要到第七批以后才能出产品。

王承书和同事重新研究启动过程，多次到工厂核对理论计算与实际运行参数，最后仍按九批启动，却把出产品的节点提前到第五批。

1963年12月23日，第五批机组启动成功。
22天后，1964年1月14日，五〇四厂取得第一批合格高浓缩铀，比原定节点提前113天。4月，高浓缩铀被加工成原子弹核部件。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与此同时，铀矿采冶、六氟化铀制备、分离膜、扩散设备、武器设计和试验测量分别由不同单位和人员承担。王承书的理论组把级联运行需要的参数和启动方案交给工厂，五〇四厂再把一台台、一批批设备组织成能够连续运行的生产系统。

原子弹爆炸以后，王承书没有离开铀同位素分离领域。
国家开始研制国产大型气体扩散机“4号机”，她担任总设计师，十多个省市、上百家协作单位参加攻关。过去用于第一座工厂的理论计算，又进入国产设备的参数选择和总体设计。

1969年以后，她继续参加扩散机改进，并指导新厂级联设计。

1972年，研究院讨论“4号机”一个关键动密封部件是否定型。单机试验已经通过，王承书提出扩大试验后再决定。后续试验发现，这个部件还不能满足大批设备长期工业运行的要求，定型没有仓促推进。

她的家庭联系也一直留下具体痕迹。
1966年国庆节，王承书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971年，北京友谊宾馆留下了一张照片：邓稼先、王承书、杨振宁、张文裕四人站在一起。

距1961年已经整整十年，张文裕就在妻子身旁。

1978年，年逾六旬的王承书被调到二机部机关从事技术工作。

1980年，她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兰州五〇四厂那条从理论计算延伸到工业生产的技术线，她从1961年接手后再没有真正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