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山西假酒案引发行业地震，连茅台也遭遇滞销危机停发工资。厂长季克良拉下老脸四处借钱，硬生生在遵义一个小县城借来资金给员工发工资，谁能想到如今的“国酒”当年也曾被逼到如此山穷水尽的绝境？
 
（信源：人民网党史频道《季克良与茅台改革发展》）
 
时间回到1998年，对于整个中国白酒行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透着冰冷寒意的年份。
 
那阵子，北方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假酒大案毫无征兆地爆发了，浓烈的烈性酒精混合着恐慌情绪，瞬间传遍了大江南北。老百姓一听到买酒就直摇头，市场的信任冰冻到了极点。
 
不管是名牌大厂还是作坊小酒，几乎所有的白酒都在货架上遭遇了无人问津的尴尬，卖不动、滞销成了悬在各大酒厂头顶的一把尖刀。
 
当时的贵州茅台酒厂，也未能在这场狂风巨浪中独善其身。
 
曾经门庭若市、一瓶难求的盛况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厂区仓库里堆满了成箱的成品酒，可运不出去、换不回现金，流水线上的资金链瞬间紧绷到了断裂的边缘。
 
对于一个养活着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家属的大型国企而言，没有现金流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像坠了一块大石头。
 
最直接的打击接踵而至——厂里的账上连发工资的钱都掏不出来了，职工们的月薪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作为掌舵人的季克良，心里头急得直冒火。
 
那时候的他，已经在茅台度过了大半个青春，从技术员一步步干到厂长，对这里的每一口窖池、每一名老员工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看着大家日复一日地在车间辛苦忙碌，到了月底却连维持生计的工资都拿不到，甚至连买米买油都要精打细算，季克良觉得自己这个当厂长的有愧于大家。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厂子就这样被困死在滞销的泥潭里。
 
为了打破僵局，季克良第一时间想到了找银行贷款救急。
 
他带着财务人员跑遍了当地的各大金融机构，把厚厚一叠报表拍在桌上，希望能贷出一笔资金先把职工的工资窟窿补上。
 
然而，银行也有银行的难处和铁律。在当时的惨淡大环境下，整个白酒行业都在走下坡路，银行审贷极其严苛。
 
对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最后给出的答复冷冰冰又现实：厂里现在没有合适的硬通货或者足额的资产作为抵押，这笔贷款根本批不下来。
 
拿着一纸被拒的批复，季克良站在银行大楼门前，望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仓库里明明堆着价值连城的茅台酒，可偏偏在账面上换不回一分钱的流动资金，这种“守着金山讨饭吃”的窘境，把这位见多识广的厂长逼到了墙角。
 
银行此路不通，厂里的工资却一天也不能再拖了。
 
没有别的退路，季克良决定把几十年的老脸彻底豁出去了。
 
他没有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干等奇迹，而是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决定亲自带着几个人出门“化缘”。
 
他心里清楚，去大城市或者外省找大企业借钱，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行情下无异于痴人说梦。
 
于是，他把目光锁定在了省内周边，开始四处托人打听、厚着脸皮上门求助。
 
那几天，遵义及周边地带的土路上多了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
 
季克良顶着烈日或者风雨，坐着颠簸的长途汽车，一家单位接着一家单位地跑，挨个跟人说好话、讲情面。
 
为了能从外面拆借到周转资金，他把自尊心彻底放到了最低，只要有一线希望，哪怕要看别人的冷脸、听几句风凉话，他都咬着牙硬挺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几十年来在行业里积攒的极佳个人口碑和诚意，当他跑到遵义辖下一个并不算太起眼的县城时，终于遇到了一家愿意伸出援手的地方机构。
 
经过艰难的沟通与协调，对方被这位老厂长的执着与担当所打动，最终同意把一笔救命钱借给茅台。
 
揣着这笔来之不易的借款，季克良连夜赶回了厂区。当成捆的钞票发到翘首以盼的工人们手中时，整个厂区积压多日的阴霾终于散去了一大半。
 
这场由他硬着头皮拉下脸借钱换来的及时雨，不仅保住了工人们的生计，更稳住了当时摇摇欲坠的人心。
 
如今回过头去看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1998年的那场危机虽然狼狈，却也成了茅台涅槃重生的重要转折点。
 
经历过跌落谷底的阵痛，企业开始痛定思痛地调整战略、重塑市场信心。而当年那个背着手在遵义县城四处奔波借钱的身影，也永远留在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创业记忆里，成了一个品牌在遭遇至暗时刻时，最坚韧不拔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