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劳工部助理部长马蒂・曼利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在美国舆论场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这位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之后又创办过知名电商企业的政商两界资深人士，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正在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形成三次层层递进的产业冲击，并且在最核心的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很可能重蹈当年德国汽车工业的覆辙。

马蒂・曼利的经历让他的观点自带分量。

他早年是美国知名劳工运动组织者，1993 年被克林顿提名担任劳工部助理部长，负责推动美国职场创新改革，离开政府后又创办了在线图书销售平台 Alibris，兼具政策制定经验和商业实战积累。

他的分析既熟悉美国产业和就业的真实状况，也对全球商业竞争逻辑有切身理解。

曼利所说的第一次冲击，时间跨度从上世纪 90 年代一直延续到 2011 年前后。

冷战结束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依托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全球市场输送大量服装、纺织、鞋帽、家具以及电子产品组装产品。

这些劳动密集型商品技术门槛不高，但胜在产量大、价格低、交付效率高，快速渗透进美国市场的各个角落。

根据曼利的估算，这一阶段美国国内流失了约 240 万个制造业岗位，损失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传统工业区。

大量中年蓝领工人突然面临工厂关停、收入中断的困境，这种被抛弃的失落感在基层社会不断累积，直接为 2016 年特朗普凭借 “让美国再次伟大” 口号当选总统埋下了深层伏笔。

不过曼利并没有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

他客观提到，廉价的中国商品实实在在降低了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让民众用更少的支出买到了更多商品。

同时美国企业也凭借高科技和金融服务优势在对华贸易中获利颇丰，顺势完成了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

整体来看第一次冲击对美国喜忧参半，只是阵痛更多由特定阶层承担。

第二次冲击的核心，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性升级。

中国不再单纯输出低端劳动产品，而是转向汽车、工业机械、化工产品、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制造业，这些领域长期以来都是德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领地。

曼利特意把德国作为反面案例，用来警示美国低估产业竞争的代价。

在曼利看来，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都已经逐渐意识到风险，陆续通过关税、贸易壁垒等手段对中国汽车等产品关闭市场。

但欧洲尤其是德国反应迟钝，它既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销量，又过度迷信自身传统燃油车的技术壁垒，对电动化转型的趋势判断失误。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换道超车，直接打在了德国工业的软肋上。

曼利特别强调，中国电动车的成功不能简单用政府补贴来解释，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国内极其激烈的市场竞争。

上百家车企在同一个市场里厮杀，能存活下来的企业都经过了残酷的筛选，由此形成的规模效应、垂直整合能力和快速迭代的制造优势，是任何补贴都换不来的结构性能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 年 6 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 100 万辆，创下全球汽车工业史上的新纪录。

德国依靠高端燃油车赚取品牌溢价的旧模式，在新能源浪潮的冲击下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曼利用德国的例子提醒美国人，在关键技术路线上押错宝，代价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根基的动摇。

最让曼利感到焦虑的是第三次冲击，也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

前两次冲击虽然影响广泛，但都没有触及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命脉，而 AI 恰恰是美国自认为最具优势、最不能失守的科技高地。

谷歌、Meta、微软、亚马逊四大美国科技巨头，已经在 AI 基础设施、算力中心、能源和相关设备上累计投入了近 2.4 万亿美元，并且还在持续加码，整个行业俨然一场停不下来的军备竞赛。

曼利在文章中算了一笔账，这些科技巨头的现金消耗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前的营收回报速度，本质上是在亏本烧钱赌未来。

如果最终无法在 AI 领域形成垄断性的商业优势，不能把巨额投入转化为持续的高额利润，这场豪赌就可能演变成一场系统性的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

更让美国精英阶层不安的是中国 AI 的追赶速度。

曼利注意到，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只用美国闭源大模型十分之一左右的成本，就能达到对方八成左右的性能水平。

这种性价比在商业市场上的杀伤力极强，对客户来说，用十分之一的成本获得八成的使用体验，显然比花十倍价钱追求满分体验更具吸引力。

这种成本结构直接冲击了美国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

长期以来美国科技公司都靠封闭生态、技术垄断和高溢价来回收研发成本，但中国 AI 的高性价比路线，很可能彻底击穿这套商业逻辑。

更棘手的是，AI 和实体产品有着本质区别，汽车可以加关税、设配额、搞原产地限制，但 AI 服务是数字化的，可以通过 API 接口、云服务瞬间触达全球任何角落的用户，传统边境管制和贸易壁垒几乎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