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王亚樵被戴笠诱杀后，其家人即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首当其冲的便是他的妻儿。王亚樵一死，戴笠便下达“斩草除根”的命令，军统特务迅速对其家人展开搜捕，平静生活瞬间被撕碎。

1936年10月，王亚樵已经躲进广西梧州。
戴笠的人追了他很久。上海查过，香港盯过，王亚樵不断换地方，身边知道确切住处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梧州，他依托当地环境藏下来，特务处虽然知道他大致活动在广西，却始终没有办法直接闯到门前。

真正让这条追捕线突然收紧的，是余立奎。
余立奎是王亚樵的旧部，被特务机关控制以后，没有交出王亚樵藏身处。继续从他嘴里逼消息，短时间内看不到结果。于是追捕方向发生变化，戴笠一方开始从余立奎身边的人寻找入口，余婉君由此进入视线。
特务人员借余婉君建立了一条能够接近王亚樵的通道。王亚樵最终赴约，在梧州遭伏击身亡。

看上去，这是一场诱杀。把时间往前推一年，却能看到另一幅更完整的图景。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遇刺。王亚樵集团随即成为南京方面重点追查对象。王亚樵本人没有被抓住，华克之等骨干也陆续转移。戴笠主持的特务处于是改变办法，不再只追着几个核心人物跑，而是把侦查线往外围铺开。

通讯社成员、旧部、亲属，乃至妻子、母亲、嫂子，都可能被卷进去。
这一变化对王亚樵很致命。过去十多年里，他能够一次次躲开追捕，靠的不只是胆量，也靠一张关系网。他在上海有旧部，在香港有接应，进入广西以后又能借地方政治力量形成屏障。只要这些关系还在，他就能换住处、递消息、寻找掩护。

可同一张网也有另一面。
一个人可以改名，可以换衣服，可以从一座城市突然消失，却很难把所有旧部、亲友和家眷同时从社会关系中抹掉。只要还要联系，只要还会顾念故人，只要有人知道怎样把消息送到他手里，追捕者就可能沿着这些接点反向逼近。

王亚樵碰到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躲得够不够深”。
他若完全切断旧部联系，安全会增加，但等于主动拆掉自己多年经营的生存网络；他若继续照应旧人，维持通信和接触，就会留下可以被利用的缝隙。王亚樵选择保留这些关系。对一个长期靠人情、旧部和政治庇护活动的人来说，这几乎是本能，也是代价。

余立奎这一环恰好把这种代价暴露出来。
本人不说，就找家属；骨干抓不到，就找能够接近骨干的人。余婉君能够见到王亚樵，价值正在于此。戴笠方面不必知道梧州每一条街，也不必把广西全部封锁，只需找到一个王亚樵愿意见的人。
多年围捕，就这样从一张大网缩成了一扇门。

所以，王亚樵家属受到的冲击，并不是从他倒下以后才突然开始。
刺汪案后的追捕过程中，王亚樵集团外围人员的家属已经被拖进来。妻子、母亲、嫂子这些原本并不直接负责秘密行动的人，被当作寻找核心人物的突破口。王亚樵最后死于诱杀，本身便是这种侦缉方式的最高结果。


1936年时，戴笠掌握的是特务处系统，后来通常所说的军统局尚未正式成立。
可以落到具体人物和行动上的，是戴笠系统已经在利用部属与家属关系追索王亚樵；至于王亚樵死后另有一道明确的“斩草除根”命令

王家的命运，也没有整齐地从1936年沿一条线滑下去。
其中一个时间点尤其硬。李淑贞的墓碑记载，她1933年已经去世。王亚樵1936年死于梧州时，她已经去世三年。自然也不存在她在王亚樵遇害以后继续带着孩子躲避追捕的情形。

王亚樵的其他亲属和后人后来确实经历过各自的困难，可这些事情发生在不同年代，原因也不相同。王述樵后来进入安徽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王亚樵的后人继续生活在上海、合肥等地。若把这些不同阶段的生活全部接到1936年的枪声后面，反而看不清当年真正发生了什么。

当年的危险其实更早，也更具体。
戴笠一方始终没有在正面搜捕中轻易拿住王亚樵。最后起作用的，是对他社会关系的逐层拆解。王亚樵赖以脱身的优势，正是熟人多、旧部多、能够得到不同力量的照应；而当特务机关开始围绕这些人建立侦查线，同样的优势便产生了反作用。

1936年10月，梧州的伏击结束了王亚樵的生命。枪声之后当然留下一个失去支柱的家族，但枪声之前，那个家庭和他身边许多人的私人生活，其实早已被追捕卷了进去。

多年以后，王亚樵遗骸归葬合肥。
家族墓中，李淑贞的墓碑停在1933年，王亚樵的人生停在1936年的梧州。
把这两个年份并排看，许多轰轰烈烈的说法都会安静下来。真正击中王亚樵的，并非一纸突然出现的灭门命令，而是戴笠特务系统一点点把他的亲情、旧交和庇护关系变成了寻找他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