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出走，在海外流亡了十余年才回国。

戊戌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训政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康有为已经不在北京城里了。

他提前得了消息，当天在上海，随即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往香港去，再转道日本。

谭嗣同、杨锐等六人被押赴菜市口，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在那里。这件事后来被议论了很多年，但就当下而言，船出了港，追的人没有追上，这条路就算走通了。

一走，在外头待了将近十五年。

要理解这十五年，先得想清楚康有为流亡时手里有什么。

他有名。经历过戊戌变法的人，消息传到海外华人社区里，知道这个名字的不少。

他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据康有为本人的说法，皇帝密命他出洋求救，这份衣带诏的真伪后来一直有争议，正史研究至今未有定论，只能作存疑的说法提及。

但不论真假，这个说法在海外华人圈子里是能用来动员的话语资源。

他还有梁启超，至少在流亡初期，两人还在一条线上，梁启超的文字传播力比老师更广，两人一时构成了海外保皇运动的主要声音。

光绪二十五年，康有为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组建保皇会，正式名称是"中国维新会"，也叫"保皇帝立宪会"，向海外华人募款，联络各地同情者，旗帜是保住光绪、推行君主立宪。

这一套在海外华人聚居地确实能运转。

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不少人对清廷没有好感，但也不确定要推翻皇帝，改良路线对这批人来说有一定吸引力。

保皇会的分支在多个地方建了起来，募集的款项用于办报、联络，也有部分资金投入了当时谋求在广东策动起义的计划，但那些计划最后没有成事。

真正让局面复杂起来的，是梁启超开始和康有为拉开距离。

梁启超在日本，读书、写作，接触到的新思潮越来越广。

庚子之后，梁启超对君主立宪的信心动摇，开始公开讨论共和的可能性，和孙中山的阵营也有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与对话，虽然最终没有合流，但立场已经不是以前那样。

两人书信里的分歧，在那几年里越来越明显，师生之间，政治判断上已经是两条不同的路在走。

康有为那边，变化要小得多。

他在各国之间辗转，去过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再往欧洲、东南亚，据他自己的记载，足迹涉及三十余国。

走了这么多地方，看了这么多东西，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始终没有根本动摇。

每到一处，他观察当地的政治体制，得出的结论多半还是：有虚君才能稳，革命会带来更大的乱。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和慈禧在同一天前后去世，这件事在海外保皇运动里留下一个大问号。

保的那个皇帝没了，理论上说，保皇会的存在依据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康有为的反应，是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方向，支持宣统帝继位之后的新格局，主张的框架换了一层，底层逻辑维持不变。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共和局面在数月内成形。康有为身在海外，看着这个结果，和他想象的路线完全不是一回事。

民国元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

康有为持续批评共和，认为中国国民程度尚未成熟，共和是超前了步骤。这个判断让他在民国知识界里越来越孤立，声音还在发，听的人越来越少。

民国二年，康有为回到中国，在上海定居。

回来见到的，是一个已经彻底换了名目的政体。他在北京结交过的那些人，有的已经不在，有的转换了立场，有的在新格局里谋到了新位置。

他自己，是一个打着保皇旗帜在海外飘荡了十五年之后归来的人，带回来的主张，和眼前的现实差得很远。

后来他还卷进了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一度真的以为皇帝回来了，没过几天就收了场。

流亡期间他走过多少城市、见过多少人，自己记了很多，整理成了游记和回忆录。那批文字今天还在，写他在海外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记得最详细的部分，大多是景致和建筑。

至于那十五年里在想什么，大约只能从他一直没有改变的那个立场里，大致猜一猜。

参考资料：
《清史稿·康有为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汤志钧《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