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任时把广东治理得非常好，大搞城建：修了30几条马路，爱群大厦，海珠桥都是在他执政时修建的。此人反腐倡廉，重视教育民生，至少在广东的口碑很好。
 
1929年，陈济棠正式掌控广东，人称“南天王”，1932年，他推出《广东三年施政计划》，甩开膀子搞建设。
 
当时的广州，老城墙拆完没多久，城里道路狭窄，到处坑洼，珠江两岸来往只能靠渡船。
 
陈济棠下令，在广州城内新修、拓宽三十多条马路，1933年，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是珠江第一座跨江铁桥，老百姓过河不用再挤小船，几年之后，爱群大厦完工，这是当年广州最高的楼房，成了广州地标。除了这两样，中山大学新校舍、多家工厂、电厂也陆续建起来。
 
就这件事来看，在那个到处打仗的年代，多数军阀忙着招兵买马抢地盘，陈济棠愿意花钱修城市，实实在在改善老百姓出行生活，这点在民国军阀里面，算是很难得，城市面貌看得见摸得着，老广州人对他有好印象，也是这个原因。
 
城建搞起来之后，陈济棠着手整顿官场贪腐。
 
当时广东财政混乱，不少官员勾结商人，把税收包出去，中间捞油水，陈济棠出台惩治贪官的条例，发现财政厅长和奸商勾结，直接把人免职，换上靠谱的官员，收回被商人把持的税权，清理拖欠税款，把财政理顺，才有本钱搞建设、办学校。
 
当然，整顿不等于完全根除贪腐，民国的大环境摆在那里，但至少他是动真格去管，不是嘴上喊口号，乱世里面，能主动约束手下官员，已经比很多地方要强。
 
解决财政之后，大把钱投到教育和民生上面。
 
三年施政计划推行期间，广东新增四百多所小学，多出来十四万小学生；中学增加六十四所，一万六千多名学生得到读书机会。
 
扩建中山大学，创办勷勤大学，办农业学校、职业学校，不光读四书五经，还教实用技术，同时兴办工厂，建公路，全省公路里程达到七千公里，方便各地物资流通。
 
站在普通百姓角度，有学上、有路走，市面慢慢繁荣，日子自然好过一些，这也是直到后来，不少广东老人还记得他治粤时期的原因，可他终究是民国地方军阀，有自己的地盘利益。
 
日子到1936年，发生了两广事变。
 
当时胡汉民去世，南京蒋介石想要收回广东权力，陈济棠联合广西桂系，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出兵北上。表面是抗日，实际是保住自己广东地盘。
 
开战没多长时间，蒋介石拿钱收买，广东空军集体飞往南京投降，手下重要将领余汉谋也通电倒戈，军队快速瓦解，陈济棠手上失去底牌，1936年7月18日，他坐上海虎舰离开广州，逃亡香港，八年主政广东就此结束。
 
这件事也把他身上的矛盾彻底暴露出来，他能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可在军阀权力博弈当中，一旦手下倒戈，多年经营瞬间崩塌，搞建设是真，维护自身地盘利益也是真。
 
离开广东之后，陈济棠辗转香港、欧洲，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到国内担任闲职，再也没有掌握实权。1949年去往台湾，1954年，在考察学校选址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终年63岁。
 
陈济棠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用好人或者坏人一句话概括。
 
放在民国乱世，大多数地方掌权者优先扩充军队，压榨地方财力，陈济棠不一样，他拿出大量资源投入城市、教育、实业，实实在在推动广东近代化，海珠桥、爱群大厦这些建筑，直到今天还留在广州，这是抹不掉的客观功绩。
 
但他终究是地方军阀，所有建设的底层逻辑，也有稳固自己统治地盘的考量。面对南京中央，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两广事变的冒险，也体现出他权力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