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陈宝仓大女儿惊恐地跑回家，一把拉住父亲，说在路上看见军车拉着一车绑得严严实实的人飞驰，听人说是“奸细”，要拉去处决了。陈宝仓听后，随即马上做出决定。
 

1949年深秋，台北的街头已经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紧张。
 
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放学回家，半路上眼睁睁看着一辆军车呼啸而过，车上站着成排被五花大绑的人。

背上还插着写名字的草标，路边有人低声嘀咕，说这些是共产党的奸细，马上就要拉去行刑。
 
一个小姑娘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一路跑回家，把刚才那一幕断断续续讲给父亲听。
 
陈宝仓听完，脸沉了下来，半天没说话。
 
他心里清楚，女儿碰上的不是偶然的路过，而是台北正在掀起的一场大搜捕。
 
1949年5月20日台湾全省戒严，军警特务满街跑，连保甲连坐都搞起来了，检举共谍的赏金能到二十万，普通人月薪才两百块，告密成风，人人自危。
 
基隆《光明报》案早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保密局顺着线索一路抓人，整个台北笼罩在白色恐怖里。
 
女儿看到的那些犯人，不过是这场清洗中被卷走的其中一批。
 
陈宝仓那一刻心里应该是一凉，他不是怕自己，他是怕一家人全攥在台湾这个火药桶上。
 
他自己是什么身份，他比谁都清楚，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高参，表面上替蒋介石做事。

实际上利用职务之便，把台湾北、中、南各防区的兵力部署、沿海防御工事的图纸一笔一笔整理成表格，交到吴石手里，再由吴石辗转送到香港，送回大陆。
 
这是掉脑袋的活儿，而且风声已经越来越紧。
 
他当晚就做了决定，先把妻子师文通和女儿们送走，自己留下来。
 
这个决定下得很急，几天后，师文通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几个女儿先去了香港。
 
麻烦的是儿子陈君亮，年纪到了要服兵役，按规矩不能随便离台。
 
陈宝仓托人给儿子办了一张差甲证，借口去香港办采购，才让陈君亮脱了身。
 
1950年1月，儿子平安抵达香港，一家人在异乡团聚。
 
而陈宝仓，选择独自留在台北永康街十三巷七号的那栋日式小楼里。
 
他留下，不是因为还有退路，而是因为活儿没干完。
 
1949年10月、11月，金门战役受挫，大陆解放台湾的节奏被打乱，恰恰这时候台湾的军事情报对大陆来说更加金贵。
 
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这条情报线还在咬着牙运转。
 
陈宝仓心里明白，自己多留一天，就能多送一份情报出去，而多送一份情报，将来解放台湾时就能少牺牲一些子弟兵。
 
可台北的网越收越紧。
 
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整个地下组织被连根拔起，吴石、朱枫、聂曦相继暴露。
 
陈宝仓一开始还没被列入调查名单，但特务在吴石家里搜出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核对笔迹，确认是陈宝仓的手笔，1950年3月，他也进了监狱。
 
进去了以后，敌人想从他嘴里抠出更多东西，酷刑用遍。
 
陈宝仓的态度就一句话，和吴石交换情报是正常工作关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狡狯镇定，问急了就说我忘了想不起来，始终一字未吐。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高等军法会审庭判处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死刑。
 
临刑前，陈宝仓给老友段翔九留下绝笔，永康街十三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四个字，从容赴死。
 
回头看那个深秋的傍晚，女儿跌跌撞撞跑进家门的那一刻，陈宝仓其实就已经把自己摆上了祭台。
 
他完全可以选另一条路，带着全家一起走，远走高飞。
 
但他没有。
 
在我看来，这正是那一代隐蔽战线烈士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他们不是不知道害怕，也不是算不出代价，而是把活下去的机会让给了家人，把留下来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一家人撤到香港，是他能给妻儿最后的护身符，而他自己留在台北，是把最后的力气用来点亮那盏快要熄灭的灯。
 
很多年后我们才看清，1950年前后被公审处决的地下党员超过千人，而陈宝仓的名字，是刻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之一。
 
1949年深秋那个军车呼啸而过的下午，改变不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却映照出了一个时代的光。
 
那个决定把家人推出虎口、自己转身走进风暴的中将，用半年的余生，兑现了一名隐蔽战线战士全部的忠诚。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陈宝仓：和吴石一起慷慨赴死的燕赵壮士，骨灰被人冒死偷运香港，毛主席签署烈属光荣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