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许地山和周俟松结婚时，周俟松的父亲并不看好这段婚姻，甚至断定女婿是个短命的人。女儿没有听劝，还是嫁了。
 
谁也没想到，这句不吉利的话，后来真的成了现实。两个人只做了12年夫妻，许地山离开后，周俟松独自生活了54年。
 
真正改变她人生的，不只是丈夫去世，而是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支点。
 
许地山走后第三天，周俟松把三个孩子叫到身边，樊新已经是大姑娘，苓仲八岁，燕吉才五岁，她只说了一句，往后咱们得换个地方住。
 
当时，他们住在香港大学宿舍，已经不能继续留下。周俟松很快在铜锣湾找了一间小屋，搬家时没有带太多东西，只带走许地山的书稿和几件衣服，那辆二手汽车也卖掉了。
 
卖车的钱，她分成三份，一份交房租，两份留给孩子交学费。一个刚失去丈夫的母亲，先盘算的不是自己的悲痛，而是孩子接下来怎么上学，这就是她面对生活的方式。
 
她曾在北平教过书，培正小学的校长正是旧识。有人觉得她教数学可惜了，周俟松却没有多解释，只说现在需要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她每天早上出门，中午赶回家做饭，下午继续去学校，晚上批改作业，经常忙到深夜。
 
夜深人静时，她偶尔翻看许地山留下的稿子，还会在空白处写下小小的批注，像是在和已经离开的人继续交流。
 
1942年春天，苓仲得了肺炎。周俟松请了三天假，整夜守在孩子床边。
 
第四天早上，她照常去学校上课，下课后立刻赶往医院。护士告诉她孩子退烧了，她在走廊长椅上坐了十分钟，才站起来走进病房。
 
这十分钟，也许是她难得喘口气的时候。生活没有给她太多停顿，孩子生病要照顾，房租要支付，学校的课也不能耽误，哪一件都等不了。
 
樊新慢慢长大，也开始替母亲分担家务。有一次，她问周俟松想不想回北平。周俟松手里的菜停了一下，只回答，这里就是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些朋友劝她回内地，她最后没有走。香港已经住了十几年，孩子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还有许地山最后几年留下的记忆，都留在这座城市。
 
她说不上真的还能在哪里遇见丈夫，可街道、电车和熟悉的天气，都会让她想起过去。对一个长期守着回忆的人来说，故乡未必只是出生地，也可能是和家人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五十年代初，樊新准备去英国留学。周俟松拿出积蓄，又向朋友借钱。送女儿上船那天，她一直站在码头，直到船消失在视线里才转身。
 
回去的电车上，她想起许地山第一次带她坐电车时的情景。那时他指着窗外，一条街一条街地讲给她听。多年以后，同样的车还在行驶，身边的人却已经不在了。
 
孩子们后来都考上大学，周俟松继续在培正教书，直到1960年退休。学校为她办了简单茶会，同事们鼓掌，她只是点点头说谢谢，没有多说什么。
 
她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只会回忆丈夫的人。七十年代，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她独自住在老房子里，早上散步，上午看书，下午写信。
 
她和分散各地的子女保持通信，也联系老朋友，信里很少写伤感的话，更多是问候近况。
 
这点很有意思。有人失去伴侣后，会把往后的日子全部交给怀念，可周俟松选择把生活拆成一件件小事，教书、养孩子、写信、看书，日子就这样被重新拼起来。
 
八十年代初，她决定回内地定居。孩子们想送她，她坚持自己走。回到南京后，她住在女儿燕吉附近，开始整理许地山留下的书稿，并联系出版社。
 
编辑看到那些稿件保存得很完整，周俟松只说，只是没让它们受潮。她没有把保存书稿说成多么轰烈的事情，在她看来，这只是该做的事。
 
这里也能看出她和许地山留下作品之间的关系。她不是简单把稿子当作遗物收藏，而是尽力让这些文字继续被看见。
 
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保存几十年的书稿并不容易，既要防潮，也要反复整理，更要有耐心联系出版。
 
最后几年，她的眼睛不好了，仍然每天用放大镜看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看累了，她就望着窗外。邻居问她看什么，她回答，看树叶子。
 
1995年春天，周俟松住进医院，孩子们从各地赶回身边。她清醒时交代了几件事，书稿要出全集，墓碑要合葬，后事不要大办。
 
临走前一天晚上，她对守在床边的燕吉说，你父亲走的那天，也是这么热。说完这句话，她就再也没有开口。
 
后事按照她的意思办得很简单，骨灰送到香港，和许地山合葬。墓碑立好后，两个名字并排刻在那里，中间隔着生卒年月。
 
樊新看着墓碑，说娘等了这么多年。苓仲接了一句，她从来不说等。
 
这句话，大概最接近周俟松的一生。她没有反复诉说失去，也没有把54年过成一场漫长的等待。她只是把三个孩子养大，把许地山的书稿保存下来，把自己的日子一天天过完。
 
风从薄扶林道的山坡吹过，带着海的气息。两个名字终于并排在一起，而她独自走过的那些年月，也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