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武术家寇运兴在德国柏林表演武术，被一名芬兰拳击手当众羞辱，说：我要用拳击挑战你，你不敢，那就公开认输好了，寇愤而应战，谁料比武一开始寇出了一招，不想发生了意外。
 

1936年8月的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正在举行。
 
那年的中国代表团有一百多人，结果在正式比赛项目上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撑杆跳选手符保卢勉强进了决赛，最后也被淘汰，田径、游泳、足球、篮球全线溃败，西方媒体又把东亚病夫这四个字翻了出来。
 
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一支九人组成的国术表演队反而成了中国代表团在柏林最被记住的存在。
 
队伍由中央国术馆选送，队长张之江，成员里就有来自河南许昌的寇运兴。
 
他们原本的任务只是表演，展示中华武术的观赏性，谁也没想到，会被迫从表演席走到比武场上。
 
寇运兴当时带着一把64公斤重的春秋大刀，单手可举，双手轮转，刀花贴着胸背头顶翻飞。
 
德国观众和当地媒体看傻了眼，德国报纸后来评价中国武术是艺术里的精品，体育里的骄傲。
 
这种赞美惹恼了在场的一些西方职业拳击手，他们觉得东方功夫不过是花架子，赢不了真打。
 
就在中国武术队轰动了柏林之后，西欧国家一些参加奥运会的拳击手，对来自他们称为东亚病夫之国的中华武术队如此受人青睐很不服气。
 
芬兰的一名拳击手给中国国术队下了战书，指名要与寇运兴一比高低。
 
这位芬兰人在体格上比寇运兴占优势，他狂妄地提出，如果寇运兴不敢与他交手，中国国术队就得贴出海报，公开表示认输。
 
这一无理要求激怒了中国国术队，更激怒了寇运兴。
 
寇运兴表示，个人胜负事小，为祖国争气事大，他决定接受挑战，也有决心击败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经大会裁判处签订协议，二人当众比武。
 
比赛一开始，寇运兴运足内功，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将对手击倒在地，裁判宣布中方获胜。
 
真正让人回味的意外并不是寇运兴这一招本身，而是紧随其后的反转。
 
到次日，大会裁判处却通知说，芬兰选手提出寇运兴不按拳击规则比赛，输赢不能算数。
 
中国选手要求按他们认可的规则重新进行比赛，但对方却怕再次丢人现眼，不敢登台应战。

这事放在今天看挺荒诞，明明是自己下的战书，明明是当众签了协议比武，被一招放倒之后，却用规则两个字试图抹掉结果，而当对方真要按规则再来一次时，却又缩了。
 
两天后，一名英国拳师又向中国国术队挑战，并且扬言只用三拳就能把寇运兴打倒在地。
 
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寇运兴毫不退缩，毅然应战。
 
这个英国人个头更高，一身横肉，看来像个大力士。
 
寇运兴琢磨，若和他硬拼恐难取胜，必须以巧、智取之。
 
战幕一拉开，对方连珠炮般地发动攻势。
 
寇运兴发挥中华武术闪、展、腾、挪的特点，避其锐气，伺机下手。
 
斗了十几个回合之后，英国拳师已经有些气喘吁吁，锐锋渐减，而寇运兴仍然步伐灵活，沉着应战。
 
当周旋到二十多个回合时，寇运兴故意卖了个破绽，对方求胜心切，以一个右勾拳猛向寇运兴打来，寇运兴以一招仙人指路点中对方穴位，英国拳师跌倒在地呻吟不止，甘拜下风。
 
寇运兴的精彩表现，使得中国武术声威大震。
 
此后，中国武术表演队在德国的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各大城市巡回表演，场场轰动。
 
一家德国报纸盛赞中国武术是艺术中的精华，体育中的骄傲。
 
回到国内，寇运兴享誉中华武林，著名豫剧大师常香玉特意拜时任河南省国术馆教练的寇运兴为师，学习刀枪对练等技艺。
 
后来寇运兴移居湖北，开设诊所，担任针灸学习班讲师，治愈了一例例疑难杂症。
 
在我看来，1936年柏林那场比武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芬兰拳击手被放倒。
 
那年我们的足球队、篮球队、田径队在赛场上输得抬不起头，东亚病夫的帽子被人扣得死死的，是寇运兴和他的队友们用大刀、用拳脚、用真功夫，在另一个维度上把中国人的腰杆撑了起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对方可以用不按规则来抵赖一次失败，但当真正有机会按规则再赛时，却选择了躲避，这恰恰说明，当年某些西方人嘴里的规则，不过是用来保住优越感的遮羞布罢了。
 
寇运兴那一招击倒的不只是一个拳击手，更是击碎了一种偏见，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中华武术更不是花架子。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1936年的中国，奥运会赛场上金牌屡见不鲜。
 
可每当我回味这段历史，仍会觉得寇运兴站在柏林那个临时拳台上的身影格外高大。
 
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国不仅仅要有尖端的成绩，更要有在任何场合都不惧挑衅、敢于应战的骨气。
 
这种骨气，才是中华武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也是那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真正惊艳世界的所在。
 
主要信源：（郑州图书馆——百年奥运中国的数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