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王近山未经请示就伏击日军，战后他带着缴获的香烟找 陈赓 ，说：“旅长，我未经请示就抽了 日本 大佐才能抽的烟，你处罚我吧！”
如果只盯着这盒香烟，七亘村之战很容易被讲成一段将领轶事。可放回1937年秋天的华北战场，它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中国军队，到底怎样才能把日军拖进自己熟悉的打法里？129师进入晋东以后，面对的正是这道生死题。
当时日军沿正太铁路向山西腹地推进，石家庄失守以后，娘子关方向压力骤增。日军第20师团等部依托铁路和公路向西压进，火炮、机枪、运输能力都占优势。八路军如果把部队摆到开阔地上硬拼，代价会非常大。刘伯承看到的突破口不是敌人冲在最前面的步兵，而是他们身后的运输系统。
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后勤已经不是不起眼的辅助环节。一个日军师团要持续向山区推进，每天都要消耗弹药、粮食、药品和牲畜。前锋冲得越快，运输线拉得越长，脆弱处就越明显。八路军装备不足，却可以利用山区道路，把日军本来完整的作战体系切成一段一段，再选择最软的部分下手。
七亘村恰好具备这种条件。这里道路狭窄，两侧地势复杂，大队人马尤其是驮载物资的骡马一旦进入，很难迅速转向和展开。刘伯承在10月25日前后察看这一带后，把目标锁定在从测鱼镇方向通过的日军辎重部队。这个选择本身，就比单纯追求歼灭多少敌军更有军事价值。
具体执行任务落到了386旅772团。陈赓根据师部部署安排伏击，副团长王近山率第3营和部分兵力进入阵地。这里必须把史实讲准：王近山并不是离开部队擅自跑到七亘村打一仗，他承担的是已经明确下达的伏击任务。后来流传的“未经请示”，更适合理解成战机出现以后的一线临机处置，而不能理解成违背整个作战计划。
王近山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却已经有长期红军作战经验。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敢”，而是对战场节奏异常敏感。敌人什么时候最松懈，哪一段队形最容易被截断，什么距离上八路军有限的火力能够形成优势，这些问题如果判断错一个，伏击都可能从打敌人变成被敌人反压。
10月26日上午，日军队伍出现以后，伏击部队并没有急着朝最先露头的敌人开枪，而是让前方部分警戒力量过去。真正的目标，是后面逐渐进入狭窄地带的辎重人员、骡马和物资。等这支队伍被地形挤成长条，前后难以照应，八路军才集中火力猛击。
对于装备较弱的一方来说，伏击战最忌讳拖成长时间消耗。王近山必须在日军外围部队赶来之前迅速解决战斗，因此一开始就要求把火力砸向关键部位。机枪、步枪、手榴弹在近距离突然发威，随后部队迅速冲击。两个小时左右，第一次战斗结束，日军辎重部队遭到重创，大批军需物资和骡马被八路军缴获。
公开军史资料通常记载，这一仗歼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八路军伤亡10余人。对今天的人来说，一支运输队似乎不如攻下一座城市醒目，可在1937年的晋东战场，这批物资背后的价值不只是缴获数字。日军前线少一批弹药和给养，中国军队承受的正面压力就会少一分。
更有意思的是，772团此前还没有取得足以振奋全团的大胜。当时115师已经有平型关战斗，129师769团也打过阳明堡机场。对于刚刚改编不久的八路军部队来说，能不能在新的抗日战场上打出胜仗，不只是士气问题，也是检验过去红军时期山地战、运动战经验能
七亘村还有比第一次伏击更大胆的后续。日军吃亏以后，按一般军事常识，很可能认为八路军已经转移。刘伯承偏偏利用了这种心理，判断敌军补给需求没有消失，而附近又缺少更好的通道，于是再次安排部队在原地区设伏。这不是简单重复第一次打法，而是在赌日军会不会被自己的常识骗一次。
10月28日，第二次战斗发生。日军已经加强戒备，也派出力量搜索，可确认附近似乎安全以后，运输队仍然继续前进。伏击部队再次出手，又给日军造成100余人的损失。短短数日，同一个地方连续打两次，这在战术上看似犯了“兵不重伏”的忌讳，刘伯承却利用敌方思维把忌讳变成了陷阱。
从中国抗战史的视角看，七亘村还有一层经常被忽略的意义。全面抗战刚开始时，侵华日军携连续进攻之势南下西进，不少人对其战斗力存在畏惧。像平型关、阳明堡、七亘村这样的战斗规模虽然有限，却不断向全国证明一个事实：只要扬长避短、组织得当、把敌人拉进不利环境，日军一样会遭到重创。
所以，王近山的这场仗不能被简单概括成“年轻将领胆子大”。真正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军队在极困难时期没有按照侵略者设计好的节奏作战，而是在山沟、隘路和运输线上寻找自己的主动权。七亘村留下来的不是一盒日本香烟的传奇，而是一种更硬的东西：面对强敌，脑子要比枪更快，胆量还必须建立在判断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