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42军战士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在他们身后一座没有人的山上，被 美军 的飞机不停地轰炸了三天，炮弹也不断落在山坡上，大家都感到很纳闷。
1951年初。那时志愿军已经连续经历多次大规模战役，战线越拉越长，后勤压力越来越重。美军和其盟军则依靠空军、炮兵和机械化部队不断加强火力优势。很多志愿军阵地白天根本无法大规模活动，一旦被空中侦察发现，很快就可能招来轰炸和扫射。这是理解关崇贵战斗经历的第一把钥匙。
当时的42军并不是第一次和这种火力体系打交道。这支部队作为首批入朝参战力量之一，从东北跨过鸭绿江后，很快投入连续作战。到了第四次战役阶段，官兵已经非常清楚一件事：敌军真正难缠的不只是步兵，而是飞机、坦克、炮兵之间形成的火力配合。守一个小高地，有时面对的却是一整套现代战争机器。
关崇贵所在的第125师第375团第1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推到前沿。按照他本人1965年留下的回忆，1951年2月23日夜间，他和马更新、沈玉林、徐天中一共4个人，被派到614高地主阵地前方约600米的小山头。这个位置突出、暴露，却又不能轻易丢，因为敌军一旦占领，就可以直接威胁后方主阵地。
第二天战斗打响后，真正让人感到压迫的并非某一次冲锋，而是攻击几乎没有空档。地面部队接近，志愿军就用轻机枪和步枪拦截；步兵退下去，空中力量马上压上来。公开资料还记载，英军第27旅所属部队在飞机和坦克支援下进攻这一带阵地。对于只有几名战士的小阵地来说，这种力量差距肉眼可见。
可战场有一个规律，装备优势再大，也必须转化成具体动作。飞机想把炸弹扔准，就要下降高度；想用机枪扫射地面目标，也必须进入一定距离。敌机敢于频繁低飞，很大程度上就是认定志愿军普通步兵缺乏有效防空手段。关崇贵后来做出的选择，恰恰抓住了这个漏洞。
敌机再次压低高度时，他端起轻机枪对空射击。根据其本人回忆，第一次射击用了7发，没有击中。下一架飞机进入攻击航线后，他不再追着机头瞄，而是根据飞行方向估算提前量，又打出7发。飞机随即冒烟并坠毁。后来的多份公开资料都确认，关崇贵以轻机枪击落敌机，并因此荣立特等功。
这里最值得研究的其实不是“14发子弹”这个数字，而是一个基层战士怎样从战场现象中迅速找到办法。他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雷达，更没有专门的防空瞄准设备，手里只有步兵轻机枪。换个角度看，这场较量不是轻机枪突然比飞机先进，而是敌军低空攻击的战术习惯，被志愿军抓到了可利用的窗口。
这也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经常被低估的特点。志愿军装备条件处于劣势，却极其重视从实战中总结经验。一线战士找到有效办法，很快就会被记录、研究，再向其他部队推广。从夜战、近战，到反坦克、防空，再到后来的坑道体系，不少经验都是从基层阵地一寸寸磨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击落飞机并没有让614高地的战斗结束。关崇贵本人后来回忆，当天下午敌军仍继续发动进攻，他们又多次进行阻击。飞机掉下来只是一个耀眼瞬间，山头能不能保住，还要靠人在炮火中继续待下去。这种“打完一个漂亮战果仍得接着守”的残酷，反倒比传奇小说更接近战争本身。
如果站在中国历史的尺度上看，关崇贵真正代表的也不是某种不可复制的个人神迹。他代表的是那个年代大批普通中国军人的共同选择：敌人装备强，就想办法缩短距离；空中火力凶，就研究它的攻击规律；阵地条件差，就连夜挖工事；手里的武器不先进，也要想办法把现有装备用到极限。
今天再谈抗美援朝，更应珍惜这种真实。志愿军为什么值得尊敬，不是因为每个战士都必须创造夸张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果，而是在明知武器、补给、制空条件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仍有人愿意站在那个暴露的小山头上。当敌机再次俯冲时，关崇贵没有只能等待炸弹落下，他抬起了手中的轻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