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开国上将韩先楚病危，他放心不下跟了自己近20年的秘书姚科贵，就给总参谋长杨得志写信：“此人忠厚，可堪大用！”
一个高级将领的秘书，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一干就是近20年。姚科贵偏偏成了例外。1967年3月，他开始在韩先楚身边工作，一直到1986年10月韩先楚去世，中间没有因为韩先楚工作地点改变而离开。福州、兰州、北京，首长走到哪里，他的工作基本就跟到哪里。这个时间长度，本身就比许多传奇对白更有分量。
韩先楚选择身边工作人员，看重的也不可能只是“会写材料”。这个人从红军时期一路打到海南岛，又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用人的基本尺度，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场：事情交下去，能不能办成；情况复杂了，能不能稳住；到了关键时候，是找借口还是顶上去。秘书没有冲锋枪，可每天处理的信息同样不能出乱子。
尤其在福州工作时期，这一点格外重要。当时东南沿海长期承担战备任务，台湾国民党当局还不断对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韩先楚长期负责福建前线军事工作，一个秘书接触到的不是普通机关事务，而是部队情况、调研材料、会议记录和大量军事信息。人在这种岗位上待上一两年不难，能够连续多年不出大的纰漏，才真正考验人。
1973年12月，韩先楚从福州调往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姚科贵也跟着去了西北。这个变化很值得琢磨。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防，从地形到任务都有巨大区别，工作人员必须重新适应。韩先楚又是出了名喜欢下基层、看地形、抓实情的军事干部，跟在这种首长身边，坐办公室抄抄文件根本不够。
这才是两人关系真正牢固的原因。不是因为姚科贵善于讨好，也不是因为韩先楚喜欢身边围着“自己人”，而是长期使用之后形成了职业信任。高级军事干部身边最怕两种人，一种是能力不够，事情办不明白；另一种是心眼太活，把秘书岗位当成个人经营关系的平台。能够留下近20年，至少说明姚科贵在韩先楚眼中属于可以放心交办事情的人。
1980年前后，韩先楚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作重心已经发生变化。姚科贵仍然留在他的身边。到了这个阶段，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远远不是三五年形成的普通上下级配合，而是从壮年一路走到晚年的长期共事。
所以韩先楚晚年为姚科贵的下一步工作操心，在逻辑上并不突兀。真正值得肯定的，也不是“我认识总参谋长，所以给你找个位置”，而是一个老首长意识到，不能因为干部好用，就一直把人拴在自己身边。推荐只是把长期观察到的情况向组织说明，姚科贵有没有能力走上新的岗位，还要靠他此前几十年的军旅经历和组织考察。
公开履历显示，姚科贵1955年已经被授予少尉军衔，1956年入党，干过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干事、秘书、副科长等职务，后来还担任军区机关相关职务。离开韩先楚身边后，他担任装甲兵指挥学院政治部主任，此后又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换一个角度看，姚科贵真正特殊的资本，并不是“给上将当过秘书”，而是他近距离观察过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怎样研究部队、怎样判断问题、怎样处理军务。秘书工作如果只剩端茶递水，那当然谈不上培养干部；可如果长期参与材料准备、调查研究和工作协调，这其实是一所没有校牌的特殊学校。能学到多少，关键还是看本人。
韩先楚更值得后人记住的，也绝不是临终替秘书“铺路”这么窄的一件事。海南岛战役中，他力主抓住战机渡海作战；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和平时期，他又先后主持福州、兰州两个重要战略方向的军事工作。他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遇事不喜欢绕圈子，判断准了，就敢于承担责任。
1986年10月3日7时40分，韩先楚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74岁。姚科贵此后继续自己的军旅道路，并在多年后写下《我在韩先楚身边的日子》，留下近20年亲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