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任远被捕后，做了一个看似荒唐的决定，他开始装疯。
 
被日本宪兵推进单独监室时，他故意脚下一绊，顺势坐倒在地，歪着头盯墙，嘴里不停嘟囔。两个日本兵把他架起来，直接扔到草垫上。
 
到了第二天，他又抓起稻草往嘴里塞，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流，整个人像是已经失去了正常意识。
 
装疯能躲过审讯吗？任远自己清楚，这招只能争取时间，不能真正解决危险。
 
铁门打开后，张铁安跟着日本宪兵队长走进来。这个人任远认识，更麻烦的是，张铁安也认识任远。去年三月，两人在开滦矿工棚见过面，任远还提醒过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
 
张铁安站在距离任远三步远的地方，直接点破他没有疯。任远没有回应，继续咀嚼稻草，像是根本听不懂人话。
 
日本队长在旁边看着，显然也想知道这个疯子是真是假。张铁安提出单独谈十分钟，队长犹豫片刻，还是让卫兵退到门外，自己也离开了，铁门没有完全关严。
 
这十分钟，成了两人之间的一次较量。
 
张铁安拿出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又递给任远一支。他压低声音，劝任远交出名单，并表示自己可以想办法保住他的性命。
 
任远忽然笑了起来，伸手去抓香烟，却故意把整盒烟打翻。烟散在地上，张铁安盯了一会儿，弯腰一根根捡起。这个动作看起来普通，气氛却已经变了。
 
他告诉任远，只剩三天。三天之后，日军会使用一种新药水，人未必立刻死去，但身体可能彻底垮掉。
 
这算威胁，还是最后一次劝降？任远仍旧没有接话，他开始唱歌，调子歪得离谱。张铁安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任远正把稻草编成辫子。
 
装疯没有让审讯停止，反而让对方换了办法。
 
下午，审讯室里没有刑具，只有一名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桌上放着纸笔。军官没有追问名单，而是提起任远六岁的女儿，说孩子正在保定外婆家，第二天会带照片过来。
 
这一招比打骂更直接，日军开始把家人当成突破口。任远低头摆弄衣扣，仍然没有表现出正常反应。军官见他不说话，留下那句威胁后离开。
 
房间安静下来，任远一直蜷缩到天黑。直到走廊灯光透过铁窗，在地面上投出几道灰白影子，他才慢慢伸直双腿。
 
下午被按着洗脸时，他趁乱从砖缝里抠出了一片碎瓷。瓷片不大，却足够锋利。任远把它藏进衣领内侧，重新躺回草垫上。
 
后半夜下起雨，雨声盖住了外面的动静。他想起张铁安入党那天，也是在小雨里，两人躲在煤栈后院。任远把党旗图样画在地上，张铁安举起右手，声音发颤，却一句句说得清楚。
 
这段记忆为什么重要？因为眼前的张铁安已经站在敌人一边，而任远必须判断，他是真的叛变，还是另有目的。
 
任远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旧交情上。他知道，日军不会一直等下去，关于女儿的威胁也可能很快变成现实。
 
眼下最急的不是传出具体情报，而是把一个消息送出去，告诉外面的同志自己已经暴露，名单暂时还安全，所有人必须立刻转移。
 
天快亮时，雨停了。送饭的人把糙米饭团从铁门下塞进来。任远掰开饭团，又分成更小的几块，随后用米饭在草垫上涂抹。
 
他写了什么？或者画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片刻后，他把饭粒重新揉成团，塞进嘴里，继续装出机械、迟钝的样子。
 
上午九点，进来的不是审讯官，而是一名日本医生和两名护士。医生查看他的喉咙，又听了胸口，护士在旁边记录。面对询问，任远盯着白大褂上的纽扣，突然打了个嗝。
 
医生皱了皱眉，只说继续观察。
 
护士收拾器械时，一支铅笔从记录板上滚下来，落在草垫边缘。任远用脚盖住，等脚步声走远，才把铅笔捡起。
 
这支铅笔只有半截，笔头没有削过，能写字的部分几乎没有。任远还是握紧它，掀起衣角，在内衬上划下一道浅浅灰痕，然后把铅笔塞进墙角砖缝，用泥抹平。
 
烟盒、碎瓷片、半截铅笔，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成了他手边仅有的工具。烟盒用来试探，瓷片用来保持清醒，铅笔则可能留下只有自己看得懂的记号。
 
这样的办法谈不上周密，却说明他没有被恐惧牵着走。
 
同样是面对威胁，人的反应也不会完全一样。有人可能在刑讯下迅速开口，也有人会选择沉默到底。任远的做法不能简单复制，装疯更不是万能办法，一旦敌人确认他在伪装，危险只会更快逼近。
 
铅笔藏好没多久，走廊里又响起皮鞋声。声音由远到近，停在门外。钥匙插入锁孔，转了两圈。
 
门开了。
 
张铁安独自站在那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接下来，他带来的究竟是食物、药品，还是一场更凶险的试探？此时的任远，仍然蜷在草垫旁，脸上挂着痴笑，眼睛却已经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