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不了刑，也要重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提出，对于好心搀扶老人却反遭天价索赔的情况，如果老人一方拿不出任何证据，就应对恶意索赔行为依法严惩，情节严重的可按“敲诈勒索”追究责任！
 
这几天，多家平台再次转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关于“扶老人被讹应提高违法成本”的观点，我认为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老人该不该扶，而是当善意被反咬一口时，法律能不能让好人尽快脱身，也让故意讹人的人付出相应代价。
 
湖南衡阳这起事件之所以让人关注，就在于老人身体不适后进入店内休息，店主发现异常后帮扶送医，老人最终不幸离世，家属随后提出10万元诉求，后来有关部门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而店主仍出于人道主义一次性给付1.9万元。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1.9万元本身，而是它可能形成一种错误示范，只要事情发生在你眼前，只要你伸手帮了忙，即使最后查明没有责任，也可能花钱了结，久而久之，人们遇到突发情况首先想到的就不是救人，而是先找监控和证人。
 
其实法律已经给善意救助划出了明确边界，《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时也强调，要用公正司法给好人撑腰，避免“谁受伤谁有理”和脱离事实的和稀泥。
 
这条规则很重要，因为紧急救助和普通侵权不是一回事，人在摔倒、溺水、突发疾病时，旁人不可能先完成风险评估再动手，如果法律反而要求施救者为各种意外后果负责，那么最安全的选择就会变成不救，这显然不是一个社会希望形成的结果。
 
民事纠纷也不是谁先开口谁就占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据不足就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声称自己被撞、被推的一方，原则上应当拿出监控、证人等证据，而不是让施救者无限自证清白。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所有索赔失败都直接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因为法律必须区分误解、普通民事争议和故意讹诈，只有明知事实并非如此，却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威胁、要挟等方式索取财物，达到相应条件时，才可能进入敲诈勒索的法律评价。
 
但证据一旦能够证明是故意编造事实并索财，就不能再把事情简单当成普通纠纷，2013年四川达州就发生过3名孩子扶起摔倒老人反被索赔的案件，警方调查认定老人系自行摔倒，并将相关索财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对老人及参与索财的家属依法作出处理。
 
这个案例至少说明一点，年龄不是判断责任的标准，证据才是，善意也不是可以随意消费的公共资源，今天一个扶人的孩子被讹，明天受影响的可能就是更多路人，因为大家都会计算风险，而社会最昂贵的成本，往往不是赔出去多少钱，而是基本信任被一点点消耗。
 
现行法律也并非只有刑事处罚这一条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敲诈勒索行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治安处罚，“两高”司法解释还规定了敲诈勒索入罪的数额标准，所以真正有效的治理不是情绪化喊重罚，而是证据清楚后依法分层追责。
 
我认为最好的规则其实很简单，善意施救者不该因为伸手救人承担额外风险，提出赔偿的一方当然可以依法维权，但必须拿证据说话，一旦查明故意捏造事实、威胁索财，就依法追究相应责任，只有让好人不吃亏、恶意者有成本，“扶不扶”才不会继续成为一道让普通人犹豫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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