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彭老总到兰州军区视察，吃饭时，他发现了一个干部很眼熟，便放下筷子看了对方半晌，突然开口：“你给我送过信吗？被问的干部姓刘，当时是军区后勤部的一个科长。他愣了一下，随即挺直腰板：“报告首长！送过！38年春天，在太行山，给总部送过一封急信！”彭老总听了，点点头，没再多说，只是抬手示意他坐下，继续吃饭。可这简短的一问一答，让饭桌上好些人不明就里，只有那位刘科长自己心里翻江倒海，他没想到，时隔整整二十年，副总司令还记得这么一件“小事”。那可不是小事。1938年，抗日局势紧张，日军正对太行根据地反复“扫荡”。彭老总当时在八路军总部，需要将一份至关重要的敌情分析和作战建议，以最快速度送到北方局。这份手写材料不能发电报，怕被截获破译，必须靠人徒步传递。路程不算最近，但关键是必须穿过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风险极大。挑来选去，这个任务落在了当时还是通讯班长的刘某身上。他年纪轻，个子小，人机灵，更重要的是，他是本地人，熟悉山里那些羊肠小道。临行前，彭老总亲自交代他。话不多，就几句：“信在人在。万一……（他做了个撕掉的手势）明白吗？”小刘重重点头，把密信仔仔细细缝进棉袄的破补丁里。彭老总看了看他单薄的衣裳，把自己身上一件旧坎肩脱下来，递给他：“夜里冷，穿上。”小刘推辞，彭老总眼一瞪：“执行命令！”那坎肩的温热，小刘记了二十年。一路上真是九死一生。有次差点和日军巡逻队撞上，他滚进山沟的荆棘丛里，一动不动趴了大半天，脸上手上全是血口子。渴了就嚼草根，饿了吃两口硬邦邦的炒小米。他不敢走大路，尽钻树林、蹚河沟，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烂了，就用破布裹着走。心里就一个念头：怀里这封信，比命重。三天两夜，几乎没合眼，终于把信送到了指定联络点。交接完，人就瘫在了地上。等他返回总部复命时，彭老总正对着地图和几位指挥员研究事情。看到他活着回来，彭老总走过来，用力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只说了一个字：“好！”然后对旁边人说：“给这小鬼弄碗热乎面，多放俩鸡蛋。”这就是当时全部的评价和奖励。一碗鸡蛋面，一句“好”。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已经是最高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