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第一交际花，陪睡日军高官，以她的身体换取日军机密情报，我军靠着她得到的情报，消灭了日军整整10艘运兵船！
 
 
1937年深秋，上海沦陷后的第一个冬天来得格外早。
 
 
百乐门舞厅里，留声机转着爵士乐，李丽穿一件墨绿丝绒旗袍从舞池退下来，鞋跟在大理石地面敲出细碎的响声。
 
 
她刚陪一个日本军官跳完三支曲子，那人手搭在她腰上，汗津津的，带着清酒和烟草的混味。
 
 
她笑着，眼角却扫向吧台角落——那里坐着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手里翻着《字林西报》，航运版被折了一个角。
 
 
这个在霓虹灯下旋转的女人究竟是谁？她为何心甘情愿陪着敌人跳舞？
 
 
李丽1910年生在北平，养父在洋行做事，养母当保姆，夫妻俩供她读书，请人教英语和钢琴。
 
 
十二岁那年养父走了，家一下子塌了半边。
 
 
十七岁家里给说了门亲事，嫁过去没几天丈夫就去了法国留学，留下她对着一屋子冷清。
 
 
她受不了那份气，卷了几件衣裳，一个人坐火车闯上海。
 
 
起初在百货公司站柜台，但她会弹钢琴，说一口流利英语，那气质跟货架摆不到一块。
 
 
后来有人告诉她百乐门招舞女，她咬咬牙上了台。
 
 
头一回跳狐步，脚步轻得像踩在水面，底下的客人看直了眼。
 
 
李丽的名字很快传遍上海滩。1935年《社会晚报》办“舞后”票选，一张选票一毛钱。
 
 
她没后台，就一封封给舞客写信：“请把买烟的钱省下来，投我，也投给前线。”最后拿到三万四千票，比第二名多出一万。
 
 
颁奖那天她戴一顶镀银小皇冠，内圈刻着“上海舞后 1935”。
 
 
典礼结束没几天，她把皇冠当掉换了四十五块大洋，全买了奎宁药托红十字会送到绥远前线。
 
 
1937年淞沪会战打完，租界成了孤岛。
 
 
百乐门照常开门，门口却多了日本宪兵。
 
 
李丽把头发染成深棕色，取洋名叫Lily Lee，继续在舞池里转。
 
 
日本军官喜欢她身上那种见过世面的从容，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都跟她有过往来。
 
 
外人说她投靠了日本人，她听见了，一句不辩。
 
 
1938年军统局长戴笠找到了她，具体谈话没人知道，李丽后来在回忆录《误我风月三十年》里只写了一句，她对着戴笠发了誓。
 
 
从此她由戴笠单线指挥，每次出门前都在大腿内侧用眉笔写下听到的航线、时间、部队番号。
 
 
舞池旋转时把情报塞进联络人口袋，转身还要端起酒杯跟日本人碰一下，后背的汗把旗袍内衬浸得透湿。
 
 
有一回她陪一个日军高官回了住处，那人喝多了倒在沙发上打鼾。
 
 
李丽轻手轻脚翻到书桌上的一份文件，上面记着几艘运兵船的出发时间和航线。
 
 
她把数字和地名一个个刻进脑子，一个字不敢写纸上。
 
 
回到床边，用眉笔在大腿内侧写下航线和时间。
 
 
天亮后她走出那扇门，步子跟平时一样稳。
 
 
情报送出去不久，那支船队在预定海域遭到打击，十来艘运兵船沉进海底，船上满载的兵员和物资再没能踏上中国土地。
 
 
军统内部曾有人怀疑一个舞女怎能拿到这种级别的情报，戴笠拍了桌子：“国都要亡了，还计较姿势好不好看？”
 
 
抗战胜利那天，上海鞭炮响了一整天。
 
 
李丽没去庆祝，挤在提篮桥监狱门口看汉奸嫌疑人被押进去。
 
 
有人认出她，指着鼻子骂：“李丽，侬陪东洋人困觉，钞票赚饱哉！”她没回嘴，从口袋里掏出半包“大前门”递过去，让对方抽完再骂。
 
 
没过几天军统的人上门了，审讯室里照片摔在桌上，全是她跟日本军官看戏跳舞的合影。
 
 
审讯官认定这是铁证，准备报死罪。
 
 
第三天门被推开，一个军统少将走进来，立正敬礼：“李丽同志，委屈了。”一份绝密档案甩在桌上，写明“风月上海”计划唯一执行人、军统直属情报员李丽。
 
 
半个月后南京授勋，她穿白旗袍接过一枚“忠贞勋章”，晋升少将顾问。
 
 
台下有人鼓掌，更多人沉默。
 
 
她看懂那些眼神，仪式一结束转身就走了。
 
 
后来她去了香港又去台湾，嫁了人，生了孩子，过普通日子。
 
 
2002年李丽在台北去世，活了九十三岁。
 
 
回忆录里她写过一句话：“为著惧怕影响他人名誉地位，恕我不能道出儿子的姓氏。”
 
 
她一辈子没跟任何人解释过那几年的事，直到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那个百乐门陪日本人跳舞的女人，曾用身体做掩护把情报一次次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