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没丢失的记忆碎片
（一）
母亲在照相馆上班时拍了好多照片，为了不让我哭闹，扔一堆照片让我玩，随便看任意扯，母亲腾出手勉强对付一口饭活命。

有一次天降大暴雨，平房窗户本来就低矮，四面八方的水凶狠涌了进来，妈妈抱着我冒着大雨往最高逃命。母亲说炕上好多照片不是被泡了就是被大水冲走了。

只有照片能锁定的生命片段的一帧帧，会瞬间激活记忆，丢了这记忆或许永远抹去了。

妈妈的亲姐姐在两家姐妹中排行老二，大人称她为二丫头，晚辈的我们称呼她为二姨，一开始我认为只有这唯一的亲姨，就称呼大姨，后来知道大姥爷家的大闺女才是六姐妹中的老大，我就有两个大姨。

妈妈的姐姐耳垂饱满的两坨嘟嘟肉，人长得好看只是个子低了点；在看我妈的耳朵比起大姨的要薄很多，个子比大姨高好多，我妈1.64米高，我的个子1.58米，都说我妈没伺候好我，能有命活已经很不错了。

大姨满脸写的都是良善，嫁给了军官，生活一直过得很好，她最牵挂亲妹妹我妈妈了，部队营房和家属院好像在白城子，去大姨家成了童年最幸福快乐的渴望。

我长头发后冒出了些卷发，不很浓密，稀稀拉拉，互相缠绕，梳子也梳不开，那时妈妈年轻20多岁正是爱美的年纪，总会烫头发，经常戴着我和弟弟去找大姨。

去大姨家坐火车，那时的火车很多车厢不对接站台，直接下到铁轨边，脚下都是大粒的石子。

母亲拖儿带崽每次下车都会求旅客帮忙把我递下去，总会有人把我托举下来，见我长成这样子会很吃惊。

有旅客看看我好奇问母亲：这孩子的爸爸是苏联人吗？

妈妈有点不高兴地回答：他爸爸是中国人......

60年代初的部队家属院，也很严肃的地方，我和妈妈的卷发引起了心明眼亮人的注意，反应给了首长，找大姨夫谈话批评一番：咱这可是部队，家里来的亲属资产阶级作风太严重了，大人小孩都烫头发，这绝对不允许！

大姨夫解释：小姨子的头发是烫的马上剪了，小丫头的卷发是天生的无法改了。

当天大姨就在家里给妈妈围了件衣服，用剪刀把头上弯曲的卷发都给收拾掉到地上了，那场景夹在脑海深层的褶皱里了，那是想美都不能完全自由的时期。

母亲说：剪的狗啃一样太丑了，这咋出门呀！

母亲带我们去大姨家的目的除了想念她姐姐，就是让我们吃点好的改善一下生活。

家属院里有个秋千，绑秋千的木桩被摸得光溜溜，连带那片地面也磨得硬光光的。

还有一个铁的转转椅，可以推着转圈，几个孩子轮流下去推转转椅跑，在趁势坐到上面，每个孩子迎着风咧着嘴笑，在天地间旋转。

（二）
1964年三线建设启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东北大地，父亲1935年生人，当年不到30岁，正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好砖，因为是技术骨干第一批到了遵义，属于矿山前期的建设单位，叫井巷公司，隶属于冶金部管辖。

父亲先去了南方，我们娘三仍然留在北方，父亲在遵义工作了一年多，返回东北接我们娘三。

那时父亲是公家人，房子是分的公房，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带了点衣服，家里沉如铁的被子没舍得扔，我和弟弟没少在上面画地图吧！加上锅碗瓢盆打包托运到了遵义。

1966年我5岁多，是穿裙子的夏天离开的东北，离开了大半年被白雪包裹的红透山,从此一别再没有回去过。那时前后邻居还有很多没有南迁，故土难离吧！

坐火车先到了北京，还有一抹抹挥之不去的印象，第一次到大北京，住的旅店好像在胡同里，路不很宽，满街涌动的是行人。

一家四口闲逛时，弟弟突然消失在了茫茫人流的街道里，吓得我们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小彬，小彬......

我怕极了，弟弟要是丢了，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爸爸和带着我的妈妈分头找人，千呼万唤，攒动的人头都是张张陌生的面孔，母亲流泪和我念叨：你小弟好可怜，拉肚子差点没丢了小命，这回恐怕小命难保了！

焦急寻找已经到了傍晚，我和妈妈累了站在旅馆门前翘首期盼，爸爸抱着弟弟从人流里走出来，终于等到了团圆，一家人喜极而泣。

爸爸利用难得的搬家假期带我们在北京转了好多地方，北京全中国的心脏部位，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大人传递给孩子的是那份崇敬感。

看了天安门又到了北海公园，我和弟弟穿得都是裙子，当时叫布拉吉，已经不知道拍了几张照片，只留下北海公园一张全家合影，这也是我们一家四口最早的合影照片。

从大东北到大西南，几千公里，北京停留时间最长，其次就是重庆，夏天的山城被热浪裹挟，很多很多的人睡在露天地里，不知为啥大清早坐船，这事记不得了，记得走路要绕过地上还在梦乡熟睡的人。

贵州遵义从此成了不是故乡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