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

从大寨的田埂走进国务院，陈永贵身上的许多生活习惯并没有跟着身份一起改变，官职越来越高，日子却依然带着浓重的农民味。陈永贵烟瘾很大，这一点在不少亲历者的回忆中都有记录。作家马烽曾回忆，他抽烟几乎不断火，一根没抽完，下一根已经准备接上。

据说他一天能抽两三盒。那时一些高级干部有条件供应较好的香烟，他却很少碰，常抽价格便宜的普通烟，有的据说只要一两毛钱一盒，后来也常抽三毛多钱的烟。这和他在大寨时的习惯有关。过去农村条件有限，陈永贵会种烟，也会自己炮制旱烟。

到了北京，参加会议、接待外宾，再挂着旱烟袋不太方便，这才改抽纸烟。据相关回忆，他拿到过特供购买凭证，却很少用来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更特别的是他的身份变化。陈永贵原本就是山西昔阳大寨的农民干部。大寨因治理山沟、修梯田和发展农业受到关注，他也一步步走出虎头山。

据公开资料，1969年他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可进了北京以后，他并没有彻底变成一个城市干部。据马烽回忆，陈永贵担任副总理后，自己以及家人的农村户口仍然保留，家里依旧靠大寨劳动记工分获得收入。家属也没有因为他职位变化就全部搬进北京。

吃饭同样简单。流传下来的生活记录中，他平常常吃小米粥、馒头、面食和咸菜，来了客人，有时也就是煮上一锅面。所谓“特供”，对他而言更多是一种可以使用的待遇，而不是每天必须享受的生活方式。

后来陈永贵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他因病在北京去世。人民网资料也记载了这一时间。从大寨农民，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再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人生中的身份变化很大，可从旱烟袋到便宜香烟，从农村户口到日常饮食，许多生活痕迹却一直保留到了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