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称儿媳不给他生孙子，自己都对不起祖宗。儿媳反怼：“你祖宗在哪里，他听得到吗？你穷了大半辈子，都没觉得对不起祖宗。”

公公把生育和家族延续放在一起，儿媳把生育看作夫妻自己的事，两种想法碰到一起，问题也就出来了。

西汉建立后，叔孙通曾参与整理朝廷礼仪。《汉书·礼乐志》记载，汉高祖时期，叔孙通利用秦代乐工制定宗庙乐。

皇帝进入宗庙、献祭、礼成，都有相应程序。《汉书》概括相关礼制时强调，礼仪不能忘记根本。至少在汉代国家礼制中，祭祖不是随口念叨，而是一套正式制度，其中就有记住先人和家族来源的含义。

这种观念后来进入日常家庭。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明朝制定庶人婚礼制度。《明史·礼志》记载，新妇婚后要依礼拜见祖先和公婆。

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又制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规定品官可在住所东边设三间祠屋，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先人。

祭祀时，主祭者、兄弟、叔伯、子弟和妇女各有位置，仪程也有明确规定。由此看，公公为什么会把“有后”和祖先联系起来，确实有长期形成的文化背景。

不过，历史上的“延续”并不只有亲生儿子再生亲生孙子这一条路。北宋宋仁宗赵祯晚年没有可以继承皇位的亲生儿子，储位问题持续多年。

赵宗实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出生于宣平坊。赵宗实四岁时被宋仁宗接入宫中抚养，后来豫王出生，赵宗实又回到濮王府。嘉祐年间，宰相韩琦等人请求尽早确定储位，宋仁宗已经把宗室中的贤者列入考虑。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宋仁宗下诏立赵宗实为皇子，随后赐名赵曙。《宋史·仁宗本纪》还记载，册立完成后，朝廷把立皇子一事告于天地、宗庙和诸陵。

1063年宋仁宗去世，赵曙继位，也就是宋英宗。这个过程说明，古人重视宗统，也会通过同宗继嗣解决直系无子的难题。

再看范仲淹对“家族责任”的处理，内容更加具体。范仲淹早年家境艰难，后来入仕，官至参知政事。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生活节俭，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够用，却愿意拿出财力帮助族人，并在乡里设置义庄，用来赡养宗族成员。

1052年，范仲淹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宋仁宗后来亲书“褒贤之碑”。范仲淹留下的家族实践没有停在“人口多不多”，而是落实到赡养族人、照顾后辈这些事情上。

再回到饭桌上的争论，矛盾就更容易看清。公公看重祖先和家族延续，有历史形成的观念背景；儿媳认为夫妻应自己决定生育，也是现实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谁把谁怼得说不出话，而是“对得起祖宗”究竟包含哪些责任。

从汉代宗庙礼制，到明代婚礼和家庙制度，再到宋仁宗立赵曙、范仲淹置义庄，史书记录的家族传承比“必须生个孙子”丰富得多。

记住先人、维系亲情、照顾家人、培养后辈，都属于家族延续的一部分。公公若只剩催生，儿媳若只剩嘲讽，双方都很难真正理解对方。家族能不能延续得好，最终还要看现实中的家人怎样相处、怎样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