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霸王别姬》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是程蝶衣那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性别错乱？是段小楼在时代洪流中的懦弱背叛？还是菊仙那飞蛾扑火般却终究错付的一生？

三十多年过去，这部电影像一面幽深的镜子，我们依然能在其中照见自己的挣扎与迷惘。

只是，当年锁住程蝶衣的，是“虞姬”那身金丝绣甲；而今天框住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更时髦的词——“i人”、“e人”，或是朋友圈里那个精心打造的“人设”。

从虞姬到“人设”：那件我们主动穿上的戏服

社交媒体上，“i人”（内向）和“e人”（外向）的标签，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社交密码。我们用它来解释行为、筛选朋友、甚至规划职业。“i人饭局”的沉默默契，“e人派对”的社交狂欢，这些标签为复杂的个体差异提供了一个简单、有趣的分类法。

这当然无伤大雅。但危险在于，当标签从一种“自我描述”演变成一种“自我规定”时，我们便开始“扮演”这个标签。一个自认的“i人”，可能会在需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场合，用“我就是不擅长社交”来说服自己保持沉默；一个被定义的“e人”，即使内心疲惫不堪，也可能强撑着活跃气氛，因为“这才是大家认识的我”。

这与程蝶衣何其相似？

舞台上，他是风华绝代的虞姬。台下，他也活成了虞姬。他用虞姬的眼睛看世界，用虞姬的逻辑爱着他的霸王。这身“虞姬”的行头，是母亲把他多余的第六指切断且出来的，是师父关师傅用戒尺一下下“雕刻”出来的，是他喊着“我本是男儿郎”时师哥用烟斗捅嘴逼出来的。“虞姬”的身份，最初是外界强加的规训，最后却成了他内在唯一的庇护所。 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一而终的逻辑闭环，让他可以逃避戏外那个混乱、背叛、无法理解的真实世界。师哥段小楼吼他：“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可那是戏！”蝶衣分不清，也不愿分清。因为当一个人与自己的“人设”彻底融合时，他也彻底丧失了应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能力。

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i人”的标签，给了我们回避社交的“正当理由”，却也可能让我们关上了与世界发生更多连接的门；“e人”的“人设”，为我们赢得了好人缘，却也可能让我们在最需要安静的时候，无法卸下伪装。我们躲在标签背后，越感到安全就会越感到“真实自我”的孤独。我们演得越逼真，那个真实的、或许既不完全“i”也不完全“e”、会疲惫也想表现、会沉默也渴望交流的复杂自我，就越模糊。这是一种主动的“自我窄化”。

从霸王到流量：我们在依赖谁的凝视？

《霸王别姬》最深刻的悲剧性，在于程蝶衣的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另一个人的存在之上——他的“霸王”。

“霸王”是“虞姬”存在的前提。他坚信，虞姬为霸王而死，是她的宿命，也是她的终极意义。所以，当段小楼在现实中一次次“背叛”——娶妻、妥协、揭发，蝶衣的信仰就一次次被撕裂。他所痛苦的，不仅是“我爱你，你却不爱我”的情感纠葛，更是一种“没有了你，我该是谁”的身份崩塌与存在的虚无。

这是一种极致的“关系依赖型”身份认同。而在今天，那个我们赖以确认自身存在的“霸王”，变得更多元，也更隐蔽。

它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由算法和流量构筑的“凝视之网”。我们精心修图，筛选文字，打造一个光鲜亮丽的线上人设——是岁月静好的文艺青年，是挥汗如雨的健身达人。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像是在为我们的“霸王”呐喊助威，确认着我们这出“戏”的成功。我们沉浸其中，渐渐要求现实中的自己，也必须符合这个剧本。于是，任何一点不完美、一丝懈怠，都会引发巨大的身份焦虑。

它也可以是消费主义构建的“符号化自我”。“你用什么牌子的口红，就定义了你的品味；你开什么车，就象征了你的阶级；你穿什么logo的衣服，就代表了你的态度。”我们被无数的商品符号所定义，仿佛拥有了这些“行头”，就拥有了那个理想中的身份。但潮流褪去，我们又会陷入新一轮的迷茫：我是谁？我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

程蝶衣的“霸王”只有一个段小楼，而我们的“霸王”是朋友圈的点赞数，是购物软件的推荐算法，是瞬息万变的潮流风向。我们依赖这些外部坐标来定义“我是谁”，却发现这些坐标本身就是流沙。

写在最后

程蝶衣的悲剧，是他把“虞姬”这个角色，当成了人生的全部。他以为自己是在“从一而终”，却不知，这恰恰是对那个真实、复杂、本可以有更多可能性的“程蝶衣”的终极背叛。

我们呢？是否也常常在不经意间，将那个被外界或自己定义的“角色”——无论是“i人”“e人”，还是某个虚拟人设——当成了全部的自己？

MBTI这类人格测试，充其量只是一个学术性的玩具，人是何其复杂且运动的存在，哪里是简简单单几个字母可以定义和诠释的？人生的可能性如此丰富，为什么我们要像寻找庇护所一样，将自己锁进标签的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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