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于右任被迫去了台湾，妻子高仲林、长女于芝秀却留在了大陆。于右任曾经在去了台湾后，又返回重庆接妻女，然而一直等不到于右任的妻女却又在他来到重庆时，去了成都。

主要信源：（京报网——于右任侄孙女：希望于右任与亲人分隔两岸的悲剧不再传给下一代）

于右任这辈子做过不少大事，但最出名的一件事，说出来有点荒诞因为他把自己弄丢。

1949年秋天，这位70岁的老头儿被一群穿制服的人从南京的住处请出来，塞进一辆吉普车，直接拉到了机场。

说是请，其实就是绑。

他不想走，辞呈都递上去了，可上面压根没批。

他是国民党的招牌，招牌不能自己摘，哪怕这招牌本人一百个不乐意。

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看着窗外的南京城一点点变小，心想没事，先去重庆，把老婆孩子接上，再想办法回来。

他哪知道，这一飞，就是一辈子。

于右任这个人，搁在今天就是个典型的穷老干部。

监察院院长当了34年，论级别不低，可口袋里从来没什么钱。

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得找人借，借了还不上，还得再借。

身上那件布袍子穿了又穿，领口磨得发白也不换。

有人劝他捞点，他笑笑不说话。

不是清高，是真不觉得钱有多重要。

他这辈子最看重两样东西：字和家。

字是标准草书，家是老婆高仲林。

高仲林是他19岁那年娶的媳妇，陕西三原人，老实本分，跟着他吃了一辈子苦。

他搞革命那会儿，她在家带孩子。

他当了大官，她还是在家带孩子。

两个人聚少离多，但从没红过脸。

1949年他被人架上飞机的时候，高仲林还在重庆等他。

他托人带话，说很快来接她。她信。

11月，他好不容易从台湾飞到重庆，兴冲冲跑到住处，推开门，屋里空空荡荡。

邻居说，你老婆和你闺女在这儿等了一个礼拜，实在等不下去了，前两天去了成都。

就差两天，不对，准确地说，就差四天。

如果他4天前从台湾出发，如果他在重庆少耽搁一会儿，如果他能提前打通一个电话。

可惜没有如果。他站在那间空屋子里，愣了好久。

然后被人拉着，又上了飞机。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高仲林。

到了台湾，蒋介石给他安排了青田街一间日式老房子，破破烂烂的，墙皮掉渣，地板嘎吱响。

他还挂着监察院院长的头衔，但谁都明白，这就是个摆设。

每天开会、签字、出席活动，像个吉祥物。

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是怎么才能回去。

可回不去就是回不去。

海峡就那么宽，可那年代，比银河还难跨。

他只能写字。

求字的人排着队来，他来者不拒。

写来写去，最爱写归和家这两个字。

归字的最后一笔，总要拖得特别长，好像那一条墨迹能一直延伸到海那边去。

1958年，他和高仲林结婚整整60年。

金婚，他在台北翻了半天箱子，翻出一双布鞋，黑面白底，针脚密密麻麻，是高仲林年轻时亲手给他做。

他一直舍不得穿，压在箱底，压在心底。

那天晚上他坐在灯下，摸着那双鞋，写了一首诗。

诗里有两句写得最狠：白头夫妻白头泪，留到金婚第一宵。

写完，他把纸折好，塞进抽屉，没给任何人看。

1962年，他83岁了，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天翻开日记本，写了几行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写完了，合上本子，继续过他的日子。

他不知道，这几行字后来会被印成铅字，被无数人念诵，被一个叫温家宝的总理在记者会上全文背诵。

1964年冬天，他躺在荣民总医院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临终前说不出话，只能伸手指。

他先伸一根，停了停，又伸出三根。

旁边的人猜了半天，谁也没猜准。

有人说是统一和三原，意思是统一之后把他送回陕西老家。

可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死后，秘书整理遗物，发现了一沓借条。

堂堂监察院院长，一辈子欠了一屁股债。

还有那双布鞋，安安静静地躺在箱子里，再也没人穿过。

他的骨灰埋在台北阳明山，面向西北。

后来有人在玉山顶上给他立了一座铜像，面朝大陆。

铜像被人砸过一次，修好了，又被推下山谷，再也没找回来。

可他写的那几行字，谁也砸不掉。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一个想回家的老头儿，用15年的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首所有人都听得懂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