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经过激烈讨论，多数同志认同毛主席等人对 “左” 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的批评；王稼祥率先旗帜鲜明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为会议走向起到重要作用。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挽救了党和红军。

遵义会议最关键的地方，不只是开了三天会，而是在中央红军几乎被逼到悬崖边的时候，重新找到了该怎么打、往哪走，也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据公开党史资料记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召开时的处境，可以说相当严峻。此前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随后又在湘江战役中遭受巨大损失。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队伍还在走，可如果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不解决，后面的路到底还能走多远，谁心里都没底。参加这场会议的人，后来许多都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此外，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李富春、杨尚昆等红军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李德、伍修权等也在场。

这不是一次坐下来慢慢讨论理论的会议，因为外面的追兵就在逼近，红军随时还要继续转移。会议集中讨论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主席等人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原则，并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它真正不同寻常的地方，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解决自己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过去照搬书本、照搬经验，在战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湘江边的惨痛损失已经把这个问题摆到了所有人面前。遵义会议实际上是在最危险的时候进行了一次纠偏。

会议结束后，效果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现出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根据敌情不断改变行动方向，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又向云南急进。过去那种比较机械的打法逐渐被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取代，国民党军虽然兵力占优，却一次次被调动。

据党史资料记载，到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几个月前，他们还在湘江边经历惨重损失，到了金沙江边，已经重新取得战略主动。这个变化，恰恰说明遵义会议为什么被称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回头看这段历史，遵义那栋并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没有豪华会场，也没有太多时间从容讨论，可中国革命的方向却从那里发生了深刻变化。真正的转折，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发现问题，承认问题，再把错误的路重新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