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因为洪秀全老糊涂了吗？

跟洪秀全本人关系不大，与元末的韩山童相比，他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

太平天国的政体类似于现在政教合一的伊朗，洪秀全的定位是哈梅内伊那样的宗教精神领袖，只会定个大方向，临朝而不理政，政府的日常事务都是由军师和诸王来管理，罗玺纲将其称之为军师负责制。

洪秀全身上虽然的缺点一大堆，但他最大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很少会插手宗教道德以外的世俗事务。而他自己也喜欢过隐居的生活，自打搬入南京天王府起，直到去世，几乎11年没出宫门（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两次例外），只要不影响他在深宫享乐，他并不介意分权，少数几次力排众议地主导军事行动，也是因为天京的安全受到了实质性直接威胁。

来过天京的外国传教士和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都评价洪秀全“实无其人”——存在感非常低，差不多就是个虚位的国家元首。

早期太平天国的权力主要在于军师，国家军政大事由下级层层核议，经军师决定，然后由军师上奏天王取旨。天王这种「旨准」，实质是「画诺」，只是签字走个程序而已，有时实际已由军师执行，因此常有「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

洪秀全最早在广西公开“登极”时，便正式宣布任命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并将韦昌辉补选为后护又副军师，形成了多军师制，对军政大事有集体议决的惯例，凡集体决定的事，便分头贯彻执行，因此能够做到步调一致——“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

如果说太平天国政权具有农民民主义性质的话，主要就体现这种集体议事集体决策的制度。太平天国发展势头最迅猛时，也是在天王与五王能够“和谐共治”时期。

定都天京后，四军师中的肖朝贵、南王冯云山过早牺牲，韦昌辉也被杨秀清压制得死死的，洪秀全身居深宫，不问政事，而杨秀清则完成了了自己的集权。原来建立的集体议事集体决策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所谓天王与军师，或者天王与五王“共治”的体制也随之遭到彻底破坏。

天京事变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杨秀清的权力欲过盛，独断专行惹了众怒造成的。

比如北王韦昌辉因下属犯错而被杨秀清下令杖责，其族兄因为跟杨的妾兄发生财产争执而惹怒杨，杨叫韦昌辉议罪，韦昌辉被迫把族兄五马分尸。翼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崑因公事开罪杨，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职，燕王秦日纲及另一高官陈承瑢也因卷入此事而被杨杖刑。

但事变的根本原因早早就埋下了，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拜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杨秀清时不时就假托“天父下凡”向洪秀全发令。以至连诸王朝见天王洪秀全的仪式，也无法举行。当诸王朝见天王时，杨秀清“往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命”，还动不动借故“仗责”天王。

洪秀全假如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起义队伍中的宗教影响，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

但洪秀全不是朱元璋那样的六边形战士，他唯一擅长的领域只有装神弄鬼，为了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他只能在宗教这道路上走到黑，更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任何人经过天京事变这么一场血腥大洗礼，都会周围的人产生信任危机，洪秀全自然也不例外。但他依旧没有选择搞中央集权（太累了），而是选择将权力稀释化后，分配给最亲近的人。

天京事变中，只有翼王石达开幸免于难，他也是首义诸王中未曾授军师衔的一位王爷，按理说在四位军师相继亡故以后，是最有资格继任军师的，太平天国内也合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

洪秀全虽难违众议，不得不召石达开回京，但却有“不乐之心”（《李秀成自述》），只加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衔。虽表面上是让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同时又封他的长次兄为安王、福王，让其掌管朝政，实际上搞的是军务与政务分治的作法，目的要剥夺石达开“提理政务”的权力。这对年轻气盛的石达开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最后便率10多万精兵出走天京。

天京事变后一段时间里，洪秀全虽然宣称“主是联做，军师亦是朕做”开始自任军师，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履行军师的职责。他长期深居王宫，缺乏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先是封其两个哥哥为王，主理朝政。两个哥哥被废王位以后，一切政务悉委「正掌率」蒙得恩管理，军务则由是「副掌率」陈玉成、李秀成打理，从没见洪秀全以军师的名义发布过政令，所以他的自任军师仅名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