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有个校长叫张干。就是这个张干，当年差点开除了毛主席的学籍。

1915年夏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一纸处分几乎改变了毛主席的求学道路。

当时学校因十元杂费问题发生学潮。学生把不满指向校长张干，毛主席也卷入其中。他认为原有传单没有抓住校政问题的要害，便重新改写文字，将批评直接对准张干的办学和管理。

事情越闹越大，张干准备开除包括毛主席在内的17名学生。

那一年，毛主席只是一个学生。张干却是校长，握着处分学生的行政权。如果开除决定真正执行，毛主席在一师的学籍就可能到此为止。

局面却在学校内部出现了变化。

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出面劝阻。几位教员没有把已经发生的学潮当作小事，也没有否认校长有处理学生的权力，但他们不赞成把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这些学生直接逐出学校。

张干最终没有执行开除决定。

这一步很重要。
毛主席能够继续留在一师，并不只是因为学生一方把张干“赶走了”。校长、学生、教师三方在这场冲突中都起了作用。毛主席推动了学生行动，张干试图以处分压住局势，而教师群体又把已经走向开除的处分挡了下来。

到了1915年7月，张干辞去校长职务，毛主席则继续留校学习。

可三十多年以后，事情出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张干仍在湖南教育界生活。1950年，毛主席得知这位旧校长年事已高，家中人口较多，生活困难，便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地方给予照顾。

信中谈到张干和罗元鲲时，毛主席用了一个很朴素的判断：两人是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作坏事”。
这几个字，把1915年的那场冲突重新放回了一个更长的时间里。

当年的事情没有消失。张干确实准备开除过毛主席，毛主席也确实参与过反对张干的学潮。可到了1950年，毛主席衡量张干时，已经不再把一个人在某一年、某一场冲突中的立场，当成评价他一生的唯一尺度。

张干后来几十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这段漫长经历，进入了毛主席对他的判断之中。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毛主席当年为什么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校长，后来又为什么会主动帮助这个曾经处分过自己的旧校长？

两件事其实并不冲突。
1915年，毛主席面对的是一项具体校政和一位掌握处分权的校长。他反对的是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处理方式。到了几十年后，他面对的却是一位已经年老、长期从教的教育工作者。青年时期的冲突仍然算数，可张干此后的几十年也同样算数。

一个人可以在一件事上与自己发生尖锐冲突，却不能因此把他以后几十年的行为全部抹掉。

1952年，张干来到北京。此时距离一师学潮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毛主席接待了包括张干在内的湖南旧友和师长。后来张干希望进入中央文史馆，毛主席又作了积极批示，有关方面随后办理。

这一段关系已经和1915年完全不同。
当年张干手里有处分权，毛主席只是学生。此时两人的身份早已倒转。毛主席如果只按旧怨办事，张干不会得到这样的帮助。

可这段往事的分量，也不能只落在“宽宏大量”四个字上。
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因为后来帮助张干，就反过来否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那次学生行动。他没有说当年的反对毫无理由，也没有把张干重新塑造成一个从未做错过事情的校长。

旧事仍是旧事，人却要放在更长的时间里看。
到了1963年，张干年老多病，再次给毛主席写信。5月26日，毛主席复信问候他的病情，同时托周世钊转交2000元，作为医药之助。

这时，距离1915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前，张干曾经准备用校长权力把毛主席从一师开除；半个世纪后，毛主席已经站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却没有把当年的处分变成一笔迟来的账。

这段关系最特别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1915年的毛主席没有因为张干是校长就停止反对，1950年以后的毛主席也没有因为张干曾经处分过自己，就拒绝重新评价这个人。前一次，他把一件事情看得很重；后一次，他把一个人的几十年看得更长。

那17名学生最终没有被逐出一师，毛主席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张干离开校长职位后，又在教育界度过了许多年。

1963年，毛主席托人送去的，是2000元医药费。而1915年那张差点改变毛主席求学生涯的开除处分，最终一直停在“准备执行”那里，没有真正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