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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评郭德纲改红歌,说了一段挺清醒的话。 我也想说几句:很多粉丝替郭德纲喊冤

胡锡进评郭德纲改红歌,说了一段挺清醒的话。

我也想说几句:很多粉丝替郭德纲喊冤,说相声、唱戏本来就讲究现场发挥,即兴抖包袱是行当里的老传统,怎么就违规了?

这话就得掰扯清楚了:私下里、小剧场玩票,你怎么改怎么唱,关起门来没人管;可这是正规售票的商业演出,是面向公众的营业性活动,那就得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死规矩。

条例写得明明白白,所有演出内容必须提前报备审核,你临时改内容、加唱段,就得重新报批,不存在“即兴就能免责”的说法。

为什么要有这个规矩?不是故意给创作者找茬,是公共演出就得有公共把关。

你台上唱什么、说什么,台下几百上千观众听着看着,还有不少未成年人跟着看,内容的尺度、导向就得有个谱。

要是人人都拿“即兴”当挡箭牌,台上想唱什么唱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那监管不就成了摆设?

这事可不是小题大做,早有前车之鉴。

2018年那波恶搞《黄河大合唱》的风波,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有人把庄严的《保卫黄河》改成了搞怪版本,配上夸张的肢体表演,在网上传得满天飞,拿民族救亡的红色经典当笑料。

当时文旅部直接出手追根溯源,四川的源头制作公司被顶格罚款,新浪视频、爱奇艺等五家提供传播渠道的平台也一并受了处罚

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评论点名批评,说恶搞红色经典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的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你看,那时候的性质比这严重得多,是成心恶意恶搞,处罚也更重。

可底层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公共场合的文艺创作,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的边界就是法律规矩,就是公序良俗。

你想即兴发挥没问题,先把报备的手续走了,先过了内容审核的关,不然就是违规,违规就得承担后果。

这跟你是不是名角、有没有人气没关系,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再说底线。很多人说,不就是改了一句歌词吗,至于上纲上线到民族记忆?我看还真至于。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什么歌?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写的是抗战时期鲁南铁道队的战士们,在微山湖上爬火车、炸桥梁,跟日寇周旋的故事。

那首歌里藏着的,是先烈们在艰苦岁月里的乐观,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骨气。

2019年它还入选了中宣部评选的建国70周年百首优秀歌曲,这不是哪个人随便写的流行歌,是刻进几代人记忆里的红色符号。

郭德纲演的是济公,加几句戏谑的词符合角色设定,可你借的是红歌的调子,改的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歌词。

把“微山湖”换成“紫禁城”,再串上一句“妈咪妈咪哄”,把原本厚重的历史语境,消解成了逗人一乐的包袱。

台下笑是笑了,可熟悉这首歌的人听完,心里多少会有点别扭。

我从来不反对改编红色经典。相反,这些年有太多优秀的改编作品,比如重新编曲的《我的祖国》,比如用新唱法演绎的《英雄赞歌》,年轻人爱听,传唱度也高,大家不仅不反对,还拍手叫好。

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改编是怀着敬畏心的,是用新形式致敬经典,是让红色记忆传得更远、更活。

可戏谑式的改编不一样,它的目的不是致敬,是抖包袱、博笑声,是拿经典的厚重感当反差制造笑点。

这不是创作,是消费,是拿民族记忆当娱乐的素材。


其实这事最该反思的,是整个文艺圈的风气。

这些年娱乐至上的劲太盛了,什么都能玩梗,什么都能调侃,好像不调侃点严肃的东西,就不算幽默,不算接地气。

可幽默有高低,包袱有分寸。真正好的喜剧,是让人笑完之后有回味,有思考,不是拿严肃的东西开涮,拿别人的痛点找乐子,更不是拿民族的记忆当笑料。

郭德纲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把相声重新带回大众视野,对曲艺行业的功劳有目共睹。

可越是名气大,越是站在聚光灯下,越得有敬畏心。

你说的话、唱的歌,台下成千上万观众看着听着,尤其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孩子,你的一言一行都有示范效应。

包袱抖得响不响,是本事;包袱该不该抖,是德行。

最后我也想说句公道话:老胡的表态,给两边都降了温,是好事。我们既不能纵容违规,不能拿红色经典当儿戏;也不能搞舆论审判,抓住一点错就往死里批。

规矩要守,底线要敬,处罚有度,治病救人,这才是该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