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配当赵一曼的儿子！”1982年，陈掖贤在北京家中自缢身亡。
 
明明几天前，他还开心地说，组织同意女儿回北京了，一家人终于要团聚了；
 
几天后，他却烧掉了手稿，一个人悄悄离开了人世。
 
作为烈士赵一曼唯一的后代，他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陈掖贤1929年出生在湖北宜昌，出生后不久，母亲赵一曼就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
 
2岁的时候，他被母亲托付给堂伯陈岳云抚养。
 
虽然他吃穿不愁，但他的才华却招来不少同龄人的嫉妒，没人愿意和他玩儿。
 
他想找父亲说话，可父亲太忙总见不着人。
 
时间久了，他也就习惯了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性子也越发沉闷，到后来，连话都不愿意说了。
 
转眼到了他13岁那年，他意外得知生父是八叔陈达邦，而且早已有了新家庭，有了新孩子。
 
尽管继母对他还不错，但他就是自在不起来，有家和没家似的，没人挂念，没人心疼。
 
考上大学后，姑姑陈琮英把他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在同学的照顾下，他第一次体会到家的温暖。
 
在这里，他才知道了他的母亲，竟是抗日英雄赵一曼！
 
那一刻，孤独了近20年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归宿！
 
1954年，为了了解更多母亲的消息，他去了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留给他的遗书。
 
遗书中满是对他的惦念，还有未能在身边教育他的遗憾，字字戳中他的心窝，原来他不是被人遗弃的孩子，他也有人疼，有人惦念。
 
当天，他要来了纸笔，将遗书誊抄了下来，回去后，又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手臂上，警醒自己要像母亲一样英勇正直。
 
可没想到，这一举动，成了他一生的束缚。
 
1956年大学毕业后，他去北京工业学校当了一名政治老师。
 
课堂上，他认真，严谨，收获了不少好评。
 
可生活上，他却成了学校领导都发愁的刺头：他不修边幅，宿舍一团糟，而且每月69元的工资一到手就吃好菜，抽好烟，钱常常还没捂热乎就花光了。
 
可再没钱，他也没领民政部门颁发的烈士抚恤金，在他看来，那是母亲的荣誉，金钱无法衡量。
 
1957年，他和小自己9岁的学生张友莲结了婚，育有一女。
 
两口子加起来100多元的工资，可仍付不起正常的生活开销，两口子三天两头吵架。
 
父亲见他过得艰难，就想着帮衬点，可他却拒绝了，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况且父亲还要养一大家子。
 
没钱又吵架的日子，张友连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两人便离了婚。
 
离婚后，他把女儿送到了姨妈家，每月寄20元的生活费，而他自己，花钱更没节制了，见着好酒好吃的就买，结果到了月底，又没钱了。
 
领导找人帮他管钱，可这一管不要紧，反而激发了他花钱的欲望，不仅花光自己的钱，还去借，去透支。
 
就这样，陈掖贤浑浑噩噩过了1年，因为和前妻斩不断情分，两人就复了婚，有了小女儿。
 
但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依旧没改。
 
直到1960年，父亲带他去吃了一次狮子头，他才觉得不对劲儿。
 
别人挖野菜、剥树皮，他却在吃肉，享受大餐，这也太不公平了。
 
为此，他还特意向毛主席寄信宣泄情绪，可没等来一丝回信。
 
想为人民发声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压得他喘不上气。
 
之后学校改制，他从教师变成了工人；妻子身子不好，年年都要住院，生活也越来越难。
 
1982，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下，他终究没有撑下去，用自缢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赵一曼后代的身份，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枷锁。
 
他没有借“烈士子女”的身份谋便利，守住了做人的骨气，却没能放过自己。
 
英雄赵一曼值得铭记，但那个用一生证明“我配”的孩子，也值得被温柔以待。

作者：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