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是一场涉及全球数十个国家、数千万人参战的总体战。劳工（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工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极其复杂且关键的角色。他们既是战争机器的主要燃料，也是战争苦难的主要承受者，更是战后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劳工在一战中的参与：


一战是堑壕战的巅峰，数百万劳工（包括产业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和农民）被征召入伍。他们构成了交战双方（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步兵主体，在索姆河、凡尔登等战役中承受了毁灭性的伤亡。
“总体战”的动员：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的对抗，而是国家工业能力的对抗。劳工阶层被要求以“爱国”的名义，将全部生产力转向军工生产。

为了满足前线巨大的弹药消耗，各国政府将工厂转为战时生产。劳工（尤其是女工和童工）在恶劣的条件下超负荷工作，生产炮弹、枪支和军需品。
“女性劳工”的崛起：由于男性大量参军，女性大规模进入工厂（如英国的“军需品女工”），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为战后女性争取选举权和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
尽管工资名义上有所上涨，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使得实际购买力下降。工人面临长时间劳动、缺乏安全防护、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发的问题。

战前，第二国际曾承诺“以罢工反对战争”，但战争爆发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如德国SPD、法国SFIO）纷纷投票支持本国战争预算，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派和“国际团结”的反战派。
随着战争持续，物资匮乏和伤亡惨重导致厌战情绪蔓延。1915-1917年间，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罢工和士兵哗变（如1917年法国军队的哗变、俄国彼得格勒的工人起义）。
俄国革命的催化剂：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劳工参与一战最极端的政治后果。彼得格勒的纺织女工和工人因“面包与和平”的诉求发动罢工，推翻了沙皇；随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士兵夺取政权，并宣布退出战争。这直接影响了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战争导致数百万青壮年男性死亡或残疾，造成了“迷惘的一代”，也改变了家庭结构和劳动力市场
为了维持后方稳定，各国政府开始推行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如英国的《住房与城镇规划法》、德国的失业保险），并承认工会的集体谈判权。这为战后“福利国家”的雏形奠定了基础。
战争结束后，复员军人面临失业，而战时暴利者（军火商、投机商）却大发横财，导致阶级对立加剧。这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英法从殖民地（如印度、非洲、中国）征召了大量劳工，从事后勤运输、挖战壕和修筑工事等危险工作。例如，中国劳工（约14万人） 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在协约国后方承担繁重劳动。他们的贡献在战后长期被忽视，直到近年才逐渐得到历史学界的正视。

劳工在一战中的参与，既是被动牺牲（作为炮灰和廉价劳动力），也是主动抗争（通过罢工和革命改变政治格局）。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残酷性，也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和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一战不仅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更是劳工阶层用血泪书写的、推动现代世界诞生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