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客观、理性地分析。这不仅是民国初年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共和”与“帝制”博弈的重要注脚。
1915年，辛亥革命已过去四年，但中华民国的根基并不稳固。当时，中央权威薄弱，地方军阀割据，议会政治陷入僵局，民众普遍缺乏民主训练。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共和不适”的论调，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来维持秩序。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于1915年8月发起成立“筹安会”。其名称取“筹一国之治安”之意，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则是一个为恢复帝制制造舆论的政治组织。

核心主张：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合民主共和，而君主立宪制更适合当时的国情。
实质行动：该会公开鼓吹“变更国体”，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并组织所谓的“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

用“倒车请注意”来形容这一事件，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其历史本质：

历史的逆流：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筹安会的活动，在客观上是对这一历史潮流的反动，试图将中国拉回专制时代。
民意的背离：虽然当时有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支持，但全国范围内的反袁浪潮（如护国运动）证明，帝制复辟不得人心。袁世凯最终在83天后被迫取消帝制，忧愤而死，而筹安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从政治学角度看：杨度等人并非简单的“小丑”，他们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精英对“强人政治”的迷信。他们看到了民主制度在初期的混乱，却错误地开出了“开倒车”的药方。
这一事件深刻说明了，任何违背历史潮流、无视人民意愿的政治操作，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它也为后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反面教材：制度的变革必须与社会的进步、民智的开启同步进行。

杨度本人后来思想发生巨变，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入党，成为秘密党员，这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复杂心路。

总结来说，筹安会的成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试图用“君主立宪”的旧瓶装“稳定”的新酒，但最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它提醒我们：政治制度的演进，只能向前，不能倒退；任何试图逆势而为的“倒车”，最终都会被时代所抛弃。

如果您对杨度个人的思想转变或护国战争的具体细节感兴趣，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