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八一厂背着800万外债，眼看就揭不开锅了，领导找到女演员王晓棠，问她敢不敢接这个烂摊子。

你说这800万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北京一套四合院才几十万块钱。换句话说，谁要是接了这个厂长，等于一屁股坐在十几套四合院的债上。搁一般人，躲都来不及，可王晓棠没躲。

她是什么人？早年间“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她是中国老百姓公认的银幕女神。《英雄虎胆》里跳伦巴舞的女特务阿兰、《野火春风斗古城》里一人分饰金环银环两姐妹，哪个角色不是深入人心？可到了1988年，组织上安排她当八一厂的生产副厂长，戴着大校军衔走马上任。那时候厂里已经入不敷出，账上亏空800多万。

有人可能会问，一个演员懂什么经营？这恰恰是很多人对王晓棠最大的误解。她从小就不是那种只会站在镜头前等人喊“开拍”的人。1984年她拍《老乡》的时候，从头到尾一手抓组织、一手抓调度，那叫一个利索。正是因为这部片子展现出来的管理才能，组织上才把她推到了副厂长的位置上。

到了1992年，她正式被任命为八一厂厂长。上任第一天，她没搞什么就职演说，也没摆什么新官上任的排场。她干的第一件事查账。

查账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得罪人。账本一翻，问题全露出来了，厂里用钱根本没有章法，基层能批钱、中层能批钱、厂领导也能批钱，谁手里都有支配权，分不清层次。王晓棠二话不说，从北京军区调来一位总会计师，把1952年建厂以来的账目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这老太太查起账来，比战场上的侦察兵还狠。有一回，一份大片的预算表递到她桌上，足足两寸厚，前面已经过了五道审批，故事片部审了、技术部看了、总会计师核了、副厂长也画了圈。按规矩，她翻一翻签个字就完事了。可她偏不。她把预算表拿回家，一页一页翻，一行一行看。她早就打听过木材多少钱一立方、毛巾多少钱一条、粉饼眉笔多少钱一支。结果她在“1200条毛巾、1500双千层底布鞋”的预算栏上画了个大问号。她问助理：“什么镜头能看见一千双布鞋？群众演员站那么远，化什么妆？”摄制组的人说这是从《大决战》抄过来的预算。王晓棠直接火了：“为什么要抄！拿回去重新做！”

还有一场“火烧彭城”的戏，剧组报了三百多万的预算，导演还说不够。王晓棠看了一眼，直接说“十分之一就够了”。全剧组都觉得这厂长疯了。可她派了个懂成本的人进组，带着大家重新算，烧掉的城楼需要用那么好的木材吗？绸缎和家具非得用新的吗？最后这场戏只花了三十多万，效果一点没打折扣。

你说那些报预算的人怕不怕她？怕得要命。老远看见她就想绕道走。可王晓棠说得理直气壮：“国家给的钱，军委拨的专款，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这是人民的血汗钱。”

花公家的钱抠得要死，花自己的钱呢？厂里流传一句话：王厂长花公家的钱特别抠门，花自己的钱特别大方。她车上常年放着一个盘子，上面扣着碗，有人好奇打开一看，里面是吃剩的半个馒头。这就是这位女厂长的工作餐。

可就是这么一个连馒头都舍不得扔的人，第一年就让厂里减亏200万，第二年又减亏400万，第三年直接扭亏为盈。职工们头一回拿到了奖金。等她1998年7月离任的时候，八一厂账上可动用的流动资金高达6000多万。她还给厂里征购了713亩地，建起了一座影视基地。在她任厂长那6年，八一厂拍出了《大转折》《大进军》等一系列鸿篇巨制，前后动用7个军区150万人日，硬是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

说到这儿，我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多人只看到王晓棠把八一厂从负债800万做到盈利6000万的成绩，可很少有人想过，她接这个烂摊子的时候，已经快60岁了。她41岁那年，17岁的独生子因肝炎去世。58岁那年，丈夫言小朋也走了。18年里接连失去两个至亲。换成别人，可能早就垮了。可她呢？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把自己全部埋进工作里。

有人问她压力这么大晚上怎么睡得着。她说：“睡得好，压力再大，为了拍好电影就要举重若轻，我一躺下就能睡着。”

这话听着轻巧，可你想想，一个失去儿子又失去丈夫的女人，一个快60岁还背着800万外债的厂长，一个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老人，她凭什么撑下来？

我觉得答案就在她说过的一句话里：“18岁和81岁都要努力，要有一种向上的东西。并不是熬到老了，就成了艺术家，老了不进步就会退。”

有些人一辈子活成一个样子，王晓棠活成了好几个样子：演员、导演、厂长、少将。可不管什么身份，她骨子里始终是那个较真的人。拍戏较真，查账较真，连吃剩的半个馒头都不肯浪费。正是这股子较真劲儿，把一个快倒闭的电影厂硬生生拽了回来。

说实话，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我最大的感触不是她有多能干，而是一个人心里得装着多大的责任，才能在接连失去至亲之后，还撑着一个上千人的厂子往前走？她完全可以说不干，毕竟快60岁的人了，谁还能说什么？可她接了。接了之后，还干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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