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来是公安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七六年那一年，被中组部负责同志叫去谈话，对方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的问题很严重。

1976年底，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的施义之，突然接到中组部的谈话通知，他本以为是常规的工作汇报，没想到落座之后，负责谈话的纪登奎开门见山就说了一句：“你的问题很严重。”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瞬间僵住，在施义之自己的认知里，他从1938年参加新四军闹革命开始，一辈子枪林弹雨走过来，既没贪过钱也没谋过私，怎么就“问题严重”了？

其实施义之根本不想去公安部做官，1966年正在21军任政委的施义之接到调令，要他去公安部当政治部主任，他在部队待了大半辈子，习惯了带兵打仗的日子，压根不愿意掺和地方的复杂局面，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反复动员之后，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刚到公安部的时候，正是系统最混乱的时期，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正常工作几乎停摆，施义之凭着部队里的那股韧劲，一边执行上级指令，一边尽力维持基本秩序。

1973年，公安部长李震突然被发现死在机关大院的热力管道里，举国震惊，周恩来亲自批示调查，指定施义之担任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全面主持工作，同时主理这起离奇死亡案，正是这件事，彻底改写了施义之的人生。

当时专案组初步勘查后，给出了“自杀”的结论，但施义之死活不认可，在他看来，李震生前性格爽朗，没有任何轻生迹象，而且身居高位怎么会跑到地下管道里自杀，他坚持认定是他杀，还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副部长刘复之、于桑等人。

顶着“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劲头，施义之在公安部发动了上千人的揭发运动，搞大规模清查，两位副部长被隔离审查，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可查来查去，始终拿不出他杀的实据，后来中央反复核查，最终还是确认李震为自杀，被关押的副部长也陆续恢复工作。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也成了施义之身上最核心的历史问题，他不是出于私心整人，甚至可以说初衷是想查明真相，但他用运动式的方法办案，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除此之外，在“砸烂公检法”的特殊年代，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施义之，经手了大量人事任免和专案工作，不少干部的处理都有他的签字审批，这些在当时看来是“执行命令”的操作，到了拨乱反正的年代，都成了需要重新审视的历史责任。

1977年5月，也就是那次谈话半年后，施义之被正式停职审查，这一查就是八年，直到1985年才有了最终结论：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每月发放150元生活费。

这个结果远比施义之预想的要重，他原本以为，自己一没贪腐二没反党，最多就是撤销职务，没想到连党籍军籍都没保住，更耐人寻味的是，最终在处分文件上签署意见的，正是当年被他隔离审查的刘复之，彼时他已经出任公安部部长。

很多人为施义之鸣不平，觉得他就是个时代的牺牲品，战场上打了半辈子仗，没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最后栽在了自己不擅长的政治旋涡里，施义之一辈子清廉，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好处，仅仅因为执行命令、判断失误，就落得这样的结局。

但换个角度看，历史清算从来不是只看私德，一个干部有没有贪腐是一回事，有没有在关键岗位上造成过伤害是另一回事，拨乱反正要平反冤假错案，就必须有人为那些错误的批斗、错误的关押承担责任，哪怕执行者没有主观恶意，哪怕只是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也是真实存在的。

施义之的悲剧，本质上是军人特质与特殊年代碰撞的结果，他习惯了服从命令、习惯了雷厉风行，却缺少复杂政治环境里的分寸感；他有办案的决心，却没有刑侦的专业能力，最终把案子办成了扩大化的运动。

晚年的施义之过得很低调，闭门读书，很少见人，也从不对外抱怨自己的遭遇，1995年，这位78岁的老人走完了自己跌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