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笑谈 沂蒙田间的秸秆之问与青春之答曲阜师范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 七月的沂蒙大地，骄阳似火，麦收后的田野裸露着褐色的泥土，零星的玉米苗在热风中摇曳。我跟随实践队走进临沂市的一个农业村，开始了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调研。出发前，“秸秆资源化利用”于我而言只是问卷上的一个名词；走完这一趟，它变成了王大爷粗糙的手掌、李阿姨爽朗的笑声，和那一堆堆等待“变身”的金色秸秆。 第一户走访的是王大爷家。他家的院子里堆着玉米秸秆，在阳光下泛着光。王大爷今年六十出头，种了一辈子地，谈起秸秆，他叹了口气：“知道不让烧，可除了还田，也不知道还能干啥。”他告诉我，家里八亩地，每年产生好几吨秸秆，粉碎还田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但机器粉碎不彻底时，会影响下茬作物出苗。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把秸秆卖给养殖场或蘑菇合作社，他摆摆手：“没人来收，也不知道谁要。”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瓶颈，不在于技术有多难，而在于“最后一公里”没人打通。农户不是不想用，而是不知道怎么用、没有渠道用。问卷上那些“不太了解”“完全不了解”的选项背后，是一个个像王大爷这样渴望改变却无从下手的具体的人。我低头在问卷上勾选“不太了解”时，心里有些发酸——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年来的信息断层和资源缺位。 走访李阿姨家时，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李阿姨家养牛，每年把玉米秸秆青贮做饲料。她带我去看青贮窖，掀开塑料布，一股酸甜的发酵味扑面而来。“牛愿意吃这个，长得也快。”李阿姨笑着说。但当我问起周边其他农户是否也这样做时，她摇了摇头：“什么都要花钱，养不起。”原来，即便是相对成熟的饲料化利用，也面临着规模和成本的门槛。资源化利用不是单点突破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产业链的协同、需要政策的托举、需要让小农户也能“够得着”。 在村委大院，我和村干部聊了一个下午。村干部坦言，秸秆禁烧政策执行多年，农户的环保意识确实提高了，但“不烧”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广播里宣传了，横幅也挂了，可真正落到田间地头的技术指导和市场对接，还差得很远。“我们也不是不想搞，就是没门路。”村干部的这句话，让我心里沉甸甸的。政策从文件到田间，中间隔着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体系化的支撑。 最让我触动的是走访食用菌合作社的那天。合作社的棚子里，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平菇从秸秆基质中探出灰白色的“小脑袋”，生机勃勃。负责人告诉我，这些菌棒的主要原料就是秸秆，一吨秸秆能做几百根菌棒，种出的蘑菇品质好、销路畅。我蹲在菌棒前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不就是秸秆“变废为宝”最生动的样子吗？一堆原本可能被焚烧或丢弃的秸秆，在这里变成了孕育新生命的温床。可是，这样的合作社在临沂还太少，辐射带动的能力还太有限。如果每个乡镇都能有这样一两个“吃秸秆”的产业，农户的秸秆何愁没有去处？ 几天调研下来，我的笔记本记满了数据，手机里存满了照片，但真正刻在心里的，是那些具体的面孔和故事。我开始重新理解“秸秆资源化利用”这七个字——它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政策术语，而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增收、关系到乡村田野洁净、关系到农业绿色发展的真问题。每一个“不太愿意”的选项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农户对成本的精打细算；每一个“非常愿意”的选项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家庭对新生活的期盼。问卷是冷的，但填问卷的人和问卷背后的人是热的。 回到住处整理问卷时，我看着那些数据，忽然觉得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数字。王大爷的叹息、李阿姨的青贮窖、村干部的无奈、合作社的菌棒……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对乡村、对农业、对环保最真实的认知。我意识到，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走进田间地头，不只是为了完成一份问卷、写出一篇报告，更是为了在泥土与汗水中，理解中国乡村的真实样貌，找到青春与时代的连接点。书本上的“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是宏大的叙事，而真正让这些叙事落地的，是一个个像王大爷、李阿姨这样的普通人，和他们手中那一根根等待出路的秸秆。 秸秆之问，问的是资源利用之困，也是乡村发展之困；青春之答，答的是青年学子之责，也是时代赋予之命。沂蒙的田野教会我的，远比课堂上的理论更鲜活、更深刻。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根秸秆，都在等待一个更好的去处；而我们的每一次走访、每一份问卷、每一篇记录，都是为了让那个“更好的去处”更近一步。也许我们这一次调研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我们听见了那些被忽视的声音，看见了那些被遮蔽的现实。而听见和看见，是一切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