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段对话，他当面问一位绍兴师爷，为什么刑名幕友绍兴一府独多？对方坦然相告：吾辈传此衣钵，不过靠四句口诀——“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
纪昀当场评了四个字：“机变之术。”

明中叶以降，绍兴府便向外大批量输出一种特殊的“智力劳务”。王士性在《广志绎》卷四里已经观察到：“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闲曹细务，至州邑簿书期会，无非绍兴人。”
到了清代，“无绍不成衙”已经成为官场上铁一般的通则。绍兴师爷最厉害的地方，首先在于将行政与司法技术家族化、秘本化，形成了一座外人根本无法叩开的堡垒。他们把手伸向州县衙门最要命的两个位置：刑名和钱谷。汪辉祖在《佐治药言》里明确说过：“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律例条文浩如烟海，加上各地通行成案、部咨省礼，非经过长期口传心授的细密训练根本摸不着门道。绍兴人用同乡、同族、姻亲编织成一个庞大而密闭的传承网络，所谓“非绍兴人不传”的秘本，像龚萼的《雪鸿轩尺牍》，表面是书信范文，实则是操控官场公牍、拿捏上级心理的话术教科书。这一整套技术壁垒，使得各省督抚乃至州县正印官不得不依赖他们，离了绍兴师爷，公文便几乎无法流转。

技术垄断再往前一步，便是权力的暗中僭越。绍兴师爷第二个厉害之处，是成功地让自己变成了帝国行政机器上不可替换的零件，并且常常反客为主。
晚清名幕娄春藩就是一个典型。娄春藩，字椒生，绍兴人，游幕直隶数十年，为李鸿章所倚任。《清稗类钞·幕僚类》记述，李鸿章督直，“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凡折奏批牍，皆出其手”，甚至想保举他做道员，娄坚决辞谢，讲出一段极老辣的话：“官场如戏场，昔在幕中，观人演戏，今一旦登台，反不如在台下看之分明。”
这位甘居幕后的师爷，在北洋机器轰鸣的时代，依然用一支笔参与天津教案善后、北洋海军经费筹措等核心机密，其实际权能远超一般司道。能让疆臣之首交出判断权而心甘情愿，这便是绍兴师爷登峰造极的本事。

然而，也恰恰是这份密不透风的把持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机变，造就了这个群体最丑陋的一面。
清廷很早就嗅到了危险。雍正元年四月的上谕，言辞之峻刻，在整个清代官方文书中都很少见。雍正帝在谕旨中直接点名：“朕闻各省督抚衙门幕宾，多系浙江绍兴府属之人。此辈盘踞把持，上下通同，作奸犯科，最为吏治之蠹。”
这道上谕说明，至少在十八世纪初，绍兴师爷成群结党、架空主官、与六部书吏暗通款曲的痼疾，已经让最高统治者如芒在背。他们能够轻易地把朝廷的“部驳”化成敲诈州县官的筹码，也能将一桩普通命案做成颠倒黑白的铁案。
纪昀记下的“四救四不救”，就是这种丑陋的浓缩口诀。
“救生不救死”，意味着斗殴命案中，尽量将死者说成理亏，为凶手开脱，因为活人可周旋，死人已无言；“救官不救民”，民告官哪怕有理，也要在程序与证据上找出瑕疵驳回去，维持体制体面；“救大不救小”，牵涉大员、权贵的案子要设法化解，把罪责推到微末属吏身上；“救旧不救新”，旧官有亏空移交，新官不接，师爷必须设法将亏空弥缝，把烂账留给后任。

这种丑陋在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暴露得淋漓尽致。余杭知县刘锡彤的绍兴籍幕友章抡香，案发后立即成了串供、伪造证据、打点上级的主心骨。《申报》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的报道中，明指“余杭县幕友章某，系绍兴人，其人为邑侯所倚信，从中把持，纳贿上下”。章抡香与杭州知府陈鲁的绍兴师爷、浙江巡抚杨昌濬身边的幕友连成一气，砌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若非《申报》连日追踪、朝中清议沸腾，这桩冤案本会像无数个消弭在师爷刀笔之下的案子一样，无声无息烂在卷宗里。
进入近代，随着湘淮军势力崛起和洋务兴办，绍兴师爷群体也进入了一个蜕变时期，娄春藩可视为旧式师爷最后典型，而转入北洋集团核心幕府的沈祖宪，则显示出这个群体向新式政权幕僚蜕变的轨迹。
沈祖宪字吕生，浙江绍兴人，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即入幕掌管文案。洪宪帝制前夕，沈祖宪任大典筹备处委员，撰写登极诏书、筹办典礼文件。当旧式师爷的刀笔功夫与现代政治宣传结合，其美化权力、掩饰僭越的功能便被急剧放大。沈祖宪身上，师爷的“机变”未变，但时代已经不再是幕主说“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就能罩住一切的年月，这批末代师爷最终随着袁世凯的崩塌而迅速边缘化。
另一位可考的代表人物是同样出自绍兴的秋桐豫。秋桐豫字仲谟，由袁世凯、徐世昌幕中起家，清末官至黑龙江提法使，进入民国后仍在司法界盘旋。由幕而官，本是传统师爷的一条上升通道，但在晚清科举废除、新式法政学堂勃兴的背景下，这种转型越发艰难。秋桐豫在东北推行过司法改良，却终究无法摆脱旧式幕友的衙门习气与裙带作风。
正如鲁迅后来在一篇杂文中讥讽的：“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但最可悲的是绍兴师爷，至今还没有被国人所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