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日前采访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时询问，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风暴至今，传出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及食药署长姜至刚等人私下向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请辞，请问有没有这回事？

一场原本发生在食用油生产线上的风波，一个多月后却烧到了台湾地区卫生主管部门的人事层。到了8月上旬，舆论追问的已经不只是哪些油出了问题，而是石崇良、姜至刚究竟要不要为整个处置过程承担政治责任。
8月7日，外界再度传出两人已经私下向卓荣泰表达辞意。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当天回应得很明确：目前没有讨论相关人事议题，眼下重点仍是食品安全以及相关法规的完善。
姜至刚当天也照常主持内部会议，对个人去留没有作出公开确认。事情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关键不是突然冒出一条请辞消息，而是过去一个多月里，整个处置过程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6月30日晚间，中联油脂主动通报，一批4月4日制造、约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发现苯（a）芘达到每公斤8.1微克，而台湾地区现行限量为每公斤2.0微克，足足超过数倍。主管部门随后要求停止使用和销售相关产品，7月3日中午前完成第一波下架。
一开始，外界还可能把它理解成某一个批次出了问题，但几天之后，情况明显变了。7月5日，食药署已经掌握257家受影响业者资料。

7月7日，泰山企业又通报一款使用中联5月12日生产油品的调和油检出超标；7月9日，南侨再通报使用中联5月10日生产的大豆油出现同类问题。短短几天，问题从一个批次扩展到不同生产日期，原来那套只处理特定产品的办法显然已经不够用了。
于是7月9日，主管部门把范围一下扩大，要求中联4月至6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其制成品全部预防性下架，并规定问题没有查明、改善措施没有确认有效之前，中联不得恢复生产。消费者看到的是货架上的产品被撤走，监管部门面对的却已经是整条生产和流通链究竟哪里失守的问题。
更麻烦的事情随后出现。7月12日，石崇良公开表示，中联自己保留的部分样本检验没有问题，可下游企业产品却验出苯（a）芘超标。
同一来源，检验结果却对不上，主管部门因此认为原留样的可信度已经受到影响，相关情况交由检调进一步厘清。到了7月16日，又发现原本的产品清册并不完整。
中联此前申报4月至6月生产29批油品，后来查出4月1日还有一个生产批次没有列进去。食药署认定业者申报资料不实，再罚300万元，追查对象也从29批增加到30批。
单从这个变化就能看出，监管部门当时掌握的信息并不是一次到位，而是在追查中不断补齐。7月21日的结果才让风险范围逐渐清楚。
30批大豆沙拉油中，19批经过检测和上下游核对后获准重新上架；7批因为上游原油或者下游终端产品检出超标，不得重新销售并启动销毁；还有1批因为没有检体，也不能恢复上架。其余尚未出货的原油继续受到管制。
这组数据其实纠正了两个容易混在一起的概念。全面预防性下架，并不代表30批油全部被认定不合格；但需要一下子查30批，也说明原来的风险控制已经不能让外界放心。
7月27日公布的第三方独立调查，把问题进一步指向生产端。调查认为，中联事件不是某一个步骤偶然失误，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制造过程控制、检测监测等多个环节同时存在缺口。
部分巴西黄豆原料制成的大豆油较容易检出苯（a）芘，但风险本来可以通过加强原料分类、提高检测频率和调整生产过程降低，中联在这些环节上的管理显然不够完整。如果事情到这里，责任重点主要还是企业管理和食品监管。
但8月初公开的7月4日专家会议资料，又把主管部门自身的决策过程推到了台前。争议集中在所谓“20%下架门槛”。
外界质疑，当时为什么不是直接扩大下架，以及中联人员参加会议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参与会议的学者后来还原现场称，专家的角色主要是讨论风险和提出意见，并没有在会议上正式作成“20%就是最终标准”的行政决定，最后的行政裁量仍然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
这样一来，问题就从“专家怎么建议”，变成了“谁最终拍板”。石崇良随后承认，后来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是自己作出的决定，并表态愿意承担政治责任。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和姜至刚“私下请辞”的消息迅速发酵。庄瑞雄8月7日面对台媒询问时，没有替两人证实辞呈。
他说，如果外界认为有人想请辞，这种解读“还合理”；行政机构若在督导过程中有缺漏，没有尽到应有责任，被追究并不奇怪。但他紧接着又提出另一层问题：地方县市平常承担食品企业稽查、抽验和查核职责，出了事情不能只把责任全部往中央推，立法机构发现制度漏洞以后，也有责任尽快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