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柴屋、吃玉米糊、夜里拿木板补漏雨的屋顶，这是1975年广东罗定县委书记的日常。谁能想到，就这么个穷县芝麻官，突然被一纸调令拉进广东省委当书记！邓公亲自提拔他，不看关系，就看那份厚厚的工作底稿和台账。

如果你是一个县委书记，全县一年财政收入只有500多万，上面交代下来一个工程预算超2000万，你怎么办？
 
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写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把困难列得清清楚楚，然后静静等待上级批示，等待拨款，等待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动。
 
这叫稳妥，这叫不出错，这也叫混日子。
 
但有一个人不这么干。
 
他叫郭荣昌，罗定县委书记，一个出身农家、没什么背景、也不懂官场钻营的普通人。
 
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看不懂的事，硬是在家底只够盖两层楼的情况下，拍板启动了一项需要盖二十层的工程，把一条凌空横跨山岭的引水渡槽，活生生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这条渡槽，后来被称为"南粤红旗渠"。
 
我先说说罗定是个什么地方。
 
岭南腹地，山多水少，十年九旱。当地老百姓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饿定"，谐音罗定，苦中带着苦，连骂人都骂得这么含蓄。农民靠天吃饭，老天不赏脸，一年下来能填饱肚子就算烧了高香。
 
解决旱情，是历任官员都知道的大事，也是历任官员都不敢轻易碰的烫手山芋。
 
为什么？
 
因为这事太难了，难到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官员愿意把自己的仕途压在上面。工程预算2000万，全县年收入撑死800万，资金缺口是个无底洞；设计难度大，当时技术设备匮乏，稍有不慎就是安全事故；审批流程复杂，万一卡在哪个环节，前期所有投入打了水漂，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拍板的人。
 
所以在郭荣昌之前，这件事就这么搁着，一年拖一年，一届拖一届。
 
但郭荣昌不信这个邪。
 
1973年，他要求水利部门开始做前期勘察，不是走形式，是真的扎进山沟里测水文、看地形。经过反复论证，1976年11月，长岗坡渡槽正式破土动工。
 
这里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比什么豪言壮语都要真实。
 
当时整个工程资金极度紧张，粮食、钢材、木材随时告急，工地上的干部带头回收废料，铁钉、马钉、木糠、废纸，捡到什么算什么。最终整个工程下来，光回收的铁钉就有6吨、马钉30多吨。
就是靠这种"花生壳里榨油"的劲头，最终把预算2000多万的工程，硬是控在了530万完工。
 
4万多人，靠肩挑手扛，用了4年零2个月，1981年1月竣工通水。
 
从此，罗定旱涝保收，成了岭南粮仓，那个叫"饿定"的地方，再也饿不着了。
 
现在我想说说那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问题。
 
为什么类似郭荣昌这样的人，在今天的官场生态里越来越难看到？
 
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那个年代可以靠群众运动搞大会战，现在不行。
 
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
 
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条件，是没有动力。
 
2026年，中央纪委连续通报多批形式主义典型案例，从吉林白城摊派订报任务，到南京外贸数据造假，到新余盲目收购上市企业亏掉一个县的家底。看完这些案例你会发现，有些人不是没能力办事，是专门把精力用在了怎么让数字好看、怎么让上级满意上面，而不是怎么真正解决问题。
 
这种现象，跟郭荣昌那个年代的逻辑，形成了一个刺眼的对比。
 
郭荣昌面对的是财政缺口、是技术难关、是审批压力，他选择的方向是把问题解决掉。
 
而有些人面对问题，选择的方向是把问题藏好看。
 
你说这叫聪明，还是叫窝囊？
 
今年中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明确点出要让"庸者下、劣者汰"，让实绩说话，而不是让报告说话。这个政策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判断，那就是现有的激励结构出了问题，要修。
 
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想。
 
制度能解决动力问题，能解决压力问题，但有一件事制度解决不了，那就是一个人在没人看的时候，面对一件苦差事、烫手事、吃力不讨好的事，他究竟愿不愿意迈出那一步。
 
郭荣昌骑着破自行车往山沟里跑的时候，没有摄像头，没有考核指标，也没有人告诉他这样干一定会被提拔。
 
他就是觉得老百姓这样下去不行，就是想把这件事办成。
 
仅此而已。
 
这种东西叫什么？
 
不叫觉悟，不叫境界，就叫正常人该有的良心。
 
只不过在今天，拥有这种良心的人，反而成了稀罕物。
 
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