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追随彭德怀元帅最久的战将？不是邓华，也不是黄克诚
1943年的大青山，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粮食接不上，战士因营养不足出现浮肿，有人患上夜盲症。伤员没有足够药品，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姚喆穿着羊皮袄，带着一个骑兵班在山间穿行，与部下一起搭窝棚、挖窑洞，靠冻土豆和野菜充饥。
这时的姚喆，已经离开彭德怀身边多年。
可要寻找与彭德怀共同征战时间最早、经历阶段最多的将领，线索恰恰落在他的身上。姚喆不是长期留在指挥部里的“贴身战将”，而是从彭德怀领导的起义部队中成长起来，后来被派到不同战场独当一面，二十年后又回到彭德怀统率的西北战场。
姚喆原名姚秩章，1906年8月出生于湖南邵阳。年轻时，他参加家乡的农民运动，曾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1928年，他进入湖南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同年7月，平江起义爆发，姚喆随部参加起义，由此加入红军。
那时，他只是队伍里一名普通战士，既没有资历，也谈不上名气。平江起义部队后来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姚喆从班长、排长、连长干起，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枪声一响，他往往冲在前面，打完仗再总结哪里没有做好。
1930年，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姚喆在红三军团中继续成长，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他的职务不是靠熬年头得来的，而是一仗接着一仗打出来的。
彭德怀治军严，对那些只会表态、不能完成任务的人从不客气。姚喆偏偏又不擅长讲漂亮话。有人问他除了打仗还能干什么，他回答：“什么也干不了。”听上去有些直，却把他的性格说透了：少说空话，遇到硬任务就往前顶。
1934年1月，福建沙县战斗打响。姚喆带领五十余人从西门实施爆破，率先突入城内。敌军反扑后，双方展开巷战和白刃格斗。姚喆的头部、脸部被砍成重伤，他没有离开战场，仍坚持指挥部队完成任务。
伤口愈合后，他的脸上留下一道明显的伤疤，“姚一刀”的称呼也传开了。同年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三等红星奖章。那道刀疤并不是故事里的点缀，而是姚喆在红军时期多次负伤、长期冲在一线留下的印记。
长征开始后，姚喆先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十团团长。到达陕北后，他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直罗镇、东征和西征等战役。
从平江起义算起，姚喆已在彭德怀创建和指挥的部队里走过近十年。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是一个敢冲敢打的基层军官，而是逐渐学会带兵、判断战机和独立组织作战。这也为他后来进入大青山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喆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后来代理第七一五团团长。1938年7月29日，他与李井泉等率领两千三百余人从晋西北出发，向大青山挺进。这里既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区域，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北部的一道屏障。
进入大青山后，新的难题很快摆在面前。当地地域辽阔，村庄相隔较远，日伪军拥有骑兵和车辆，八路军步兵很难追上敌人。姚喆等人决定改建骑兵部队，但马匹、骑术、饲养经验都要从头解决。
他们没有向群众摊派马匹，而是通过战斗缴获战马。部队还向当地群众学习骑马、驯马和养马，把复杂的经验编成容易记住的歌诀。姚喆提出边作战、边训练、边建设队伍，原来的步兵逐渐成为能够在草原快速转移的骑兵。
1942年7月，日军对大青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同年10月，塞北军分区成立。面对严峻形势，姚喆带领部队化整为零，避开敌军重兵，保存有生力量。到了1943年，根据地的生活条件更加困难，他仍留在一线坚持斗争。
这段经历恰好说明，所谓长期追随，并不是始终跟在一位主帅身后。姚喆离彭德怀越来越远，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他把红五军和红三军团形成的硬朗作风带到草原，在没有主力部队依靠的情况下，照样能够守住一片区域。
1945年，姚喆担任绥蒙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绥远等地的作战。1948年，他出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1949年2月，第八纵队改称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姚喆任军长兼绥蒙军区司令员，再次进入彭德怀统率的西北战场体系。
从1928年的平江起义，到1949年的第一野战军，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这期间，姚喆有时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作战，有时被派往大青山独立担负重任，但他的军事生涯始终没有离开从红五军延续而来的战斗传统。
黄克诚同样是彭德怀十分倚重的将领，不过他是在1930年初才进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邓华早期主要在红四军、红一军团等部队任职，直到抗美援朝时期，才以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的身份，长期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姚喆的起点则是1928年平江起义。他经历了红五军、红三军团、长征、大青山抗战和西北战场，既做过彭德怀麾下冲锋陷阵的基层军官，也成为能够统率一个军的高级将领。因此，从共同战斗的起始时间和前后跨度来看，姚喆正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