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在被判一年获释后发声，他说“我认可诊疗疏漏，但绝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显然，韩杰对于自己的判决，心里还是不服气的。

诊疗疏漏和严重不负责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更多的是属于职业水平高低范畴，属于客观因素，尚有可原谅的余地，但后者则是主观上的渎职，是不可原谅的。

从患儿从治疗到夭亡的整个治疗过程来看，责任也不完全在韩杰身上，因为治疗是一个系统过程，除了接诊的韩杰之外，还有其他医生的后续诊疗，以及转院过程中的一些变化，韩杰的疏漏可能是主要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这也是韩杰自觉委屈的一点。

这次诊疗事故，从医疗事故走向刑事案件，最终以韩杰获刑和医院高额赔付告终。虽然事件从程度上已经处理完结，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以及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尤其是医生执业环境的影响，却是无限延伸的。

可以肯定的是，当看到韩杰的遭遇之后，很多医生在面临诊疗选择时，首先想到的是自我保护意识，他们的首位选择会是如何规避风险，而不是对患者的最优选。比如，有些没必要做的检查，可能会给安排上，有没有联系的都要做一做，宁可过度、不可过失。

另外，对自己拿不准，或者有一丝游移的情况，都可能直接拒收 ，或者一有情况马上安排转院，让你另寻高明，把责任往外转嫁。

医疗不是一项百分之百的事业，它背后蕴藏着风险，医生不到职业生涯最后一刻，彻底脱下白大褂的时候，是绝不敢松懈的，因为你不知道风险何时而来。而且医疗中的风险，并不会因为人的意志，或者医术的高低而转移。

以前医生写病历，简洁明了，可现在呢，病历真的成了病历书，写得事无巨细，就像一篇大论文，恨不得把一切有关或无关的细节都记录在案。他们为何这样做，本质还是规避流程上的麻烦，做不做不重要，写不写，有没有留痕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