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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2岁的罗定县委书记郭荣昌正在田埂上和技术员核对渡槽方案,被骑自行车

1975年,42岁的罗定县委书记郭荣昌正在田埂上和技术员核对渡槽方案,被骑自行车跑了20里地的干事追上,带来了省里的调令:调任他为广东省委书记。

那天日头晒得人后颈发疼,田埂上的土踩上去都发烫,郭荣昌裤腿卷到膝盖窝,小腿上沾的泥点混着汗渍,白一道黄一道。手里的渡槽草图折得边角发毛,是他跟技术员熬了三个晚上改出来的第三版。俩人正蹲在地上用树枝比划,争论要不要把渠线往山边挪几米躲开松土层,身后就传来哐当一声响。县委的小干事连人带自行车歪在田埂边,车轱辘裹着半尺厚的黄泥,喘得连话都说不连贯,攥着盖了红章的调令直往他手里塞。

郭荣昌接过纸扫了一眼,眉头先皱了起来,没笑,也没说话,蹲在原地愣了好半天。旁边的技术员先瞅见了字,手里的树枝都掉了,连声说这是大喜事啊郭书记。他却把调令随手折好塞进上衣口袋,脚尖点了点地上画的渠线,说先把这事定了,别的都往后放。

换旁人从县委书记一步跨进省级班子,怕是当场就要失态。可郭荣昌那会儿满脑子都是罗定的旱情。这地方十年九旱,老辈人都叫“饿定”,天旱起来稻田裂得能塞进去拳头,老百姓种粮全靠看天吃饭。他1973年就拍板让水利局做前期方案,要把十几里外的河水引进金银湖,彻底治了这块心病。前前后后跑了两年,自行车胎磨破了好几条,全县的山坳沟渠他闭着眼都能摸清楚,才攒出这套渡槽的方案。

可能有人不知道,那会儿的省委书记和现在不是一回事。当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下面有多名省委书记分管不同领域,职级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可即便如此,从县委书记直接提拔到省级领导岗位,放在全国都算罕见。

他自己后来回忆起这事都笑,说提拔的前前后后,没一个领导跟他透过口风,连正式谈话都没有,就这么一纸调令,直接送到了田埂上。1975年正是全面整顿的关口,省里正从基层挑年轻实干的干部,不看派系不看门路,就看你能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他在罗定这几年,没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一头扎在水利和农田里,上级正是看中了这份沉下心干事的劲头。

接到调令那天他没急着收拾行李回县城,反倒在公社大院坐了半宿,把工程指挥部的人全叫了过来。石料从哪个采石场调最划算,各村的民工怎么排班不耽误农时,汛期施工要防哪几段山坡滑坡,连哪个村的石匠手艺最过硬、哪个技术员最懂拱架计算,他都一件一件交代得明明白白。散会的时候天都蒙蒙亮了,他又绕去工地的临时工棚转了一圈,跟早起拌砂浆的民工递了圈烟,说我虽然要走了,可这渡槽是罗定老百姓的命根子,半分都不能糊弄。

1975年6月他正式到省里报到,渡槽的方案在他走之后又打磨了一年多,1976年11月正式动工。接任的县委书记带着全县一万多名民工,靠着钢钎、铁锤和人力车,硬生生在山坳里架起了这条5200米的“人工天河”。最初测算工程预算要两千多万,而当时罗定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九百万,搁谁听了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可全县人拧成一股绳,能自己干的绝不花钱请,能就地取材的绝不往外采,最后硬是把成本压了下来,四年零两个月就顺利通了水。

直到今天,这座渡槽已经立了四十多年,历经风雨从没出过结构性问题,至今还在给下游输水,养着一方百姓。它不是什么网红打卡点,却是罗定人心里最实在的“争气工程”。

现在常有人拿这件事说那时候提拔快,像坐火箭。可没人细算过,这“火箭”的底气,全是他踩着泥土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靠跑关系送人情,是靠跑遍全县的自行车胎,是靠工棚里熬亮的煤油灯,是靠老百姓嘴里实打实的口碑。

反观现在有些干部,位子还没坐热就琢磨着往上走,汇报材料写得天花乱坠,脚下的泥土却没沾过二两。眼里只有上级的脸色,没有百姓的日子;心里只有升迁的时间表,没有干事的责任心。跟郭荣昌这批从田埂里走出来的干部比,差的从来不是年龄和资历,是心里有没有装着老百姓的那杆秤。

干部的分量,从来不是职位给的,是老百姓心里称出来的。你给老百姓办了多少实事,老百姓就会把你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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