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汉奸头子张百奎被执行枪决，行刑人员见民愤很大，故意打偏，围观群众见状，立马上前，用自带的刀子将他“凌迟处死”！


正月里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四乡八村的人就沿着土路往县城赶，他们当中有人背着筐，有人拄着棍，更多的是空着两只手，只是将棉袄的领子立起来挡住刀子似的风。


人群沉默地流动，只有脚踩在冻土上的沙沙声，他们要来见证一个人最后的下场，那个人叫张百奎。

张百奎是土生土长的巨鹿人，早年间在县城里混营生，后来日本人进了华北，他没过多犹豫就换了身衣裳，给侵略者当起了差。


老百姓记不住他那些官职名目，只记得他带着日本人进村时，总是走在最前面。


他认得村里的每一条路，哪户人家有壮劳力，哪户人家藏着粮食，甚至哪家有八路军伤员，他都一清二楚。


有一年深秋，他领着一队日伪军包围了东张庄，亲自上手，将村里的抗日干部一个一个绑了。


那天被抓走的六个人，后来都没回来。


还有一回，他在县城里的馆子里喝酒，因为一个过路的买卖人多看了他一眼，他就让手下将人拖到当街，棍棒相加，打得肠子流了一地。


公审大会那天，台子搭在县城边的空地上，是用木板和土坯临时垒的，不高，太阳刚从城墙后面升起来，张百奎被押上来。


他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袍，脑袋上缠着纱布，大概是此前被看押时挨了打，台下忽然静了一下，紧接着，哭声和骂声混成了一片。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忽然往前一扑，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那男人嘴里喊着：“你还我哥的命！”原来他哥哥就是当年被张百奎指认后活埋的。


不远处，一个裹着一双小脚的老太太由孙子搀着，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拐杖，想往台上扔，可实在没了力气，拐杖掉在雪地里，她自己也瘫坐下去，拍着大腿放声大哭。


审判长站到台子中央，手里的纸被风吹得哗啦响，他开始宣读罪状。


每念到一处，台下的人群就往前涌一涌，负责维持秩序的战士不得不挽起胳膊，拦出一道人墙。


张百奎跪在台子边上，头垂在胸前，棉袍上沾满了雪水和泥点，有人看见，他的肩膀在隐隐发抖，牙齿咬得腮帮子鼓起。


当“判处死刑”几个字从审判长嘴里说出来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呼啸，那不是欢呼，更像是一口憋了太久的恶气，终于从胸口里吐了出来。


从台子到刑场，不过几百米的路，张百奎被两个战士架着，几乎是拖过去的。他的鞋掉了一只，赤脚踩在雪泥里，留下一串黑乎乎的脚印。


路边的人不断往前凑，有人朝他脸上吐唾沫，有人把手里攥了一路的石头子儿砸过去。


一个穿蓝布棉袄的后生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他后来跟旁人描述，说张百奎那会儿眼神完全是散的，不知道在看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四周的骂声。


刑场选在一片荒地里，离大路不远，有几棵枯了的柳树，张百奎被按跪在地上，膝盖刚碰到冻土，身子就软下去一半。


执行枪决的是县公安局的战士，年轻，脸冻得通红，他端起枪，瞄了一下，枪口微微往下沉了沉。


黑压压的人群就在十几步开外，那些瞪红的双眼、紧攥的拳头，还有死死盯着他的目光，全都堆在那里，枪响了。


可那一枪似乎没有立刻结束一切。张百奎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但手脚还在抽搐，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有人说，是行刑的战士手抖了；也有人说，是那个战士故意打偏了，想让这个汉奸多受点罪。


总之，张百奎还在雪地上喘气，就在这片刻的寂静里，人群前排忽然有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不能让他好死！”


这一声像是点着了火药捻子，前排的几个人率先冲了上去，后面的人潮也跟着涌了过来。


有人从怀里抽出平日里割麦子用的短刀，刀刃磨得锃亮；还有人攥着锥子、剪刀，甚至是从家里抄来的斧头。


他们围住了雪地上的张百奎，刀光起落之间，没有人再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和雪地被踩踏的咯吱声。


负责维持秩序的战士被人流冲散了，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想拦，可伸了伸手，又缩了回去，只是别过脸，不再看。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人群才渐渐散去，那片雪地上留下了杂乱的脚印和一片狼藉。后来，有人挑来几筐土，将那片地方盖了盖。


至于张百奎，早已辨不出人形，有人说，他的尸块被愤怒的人们扔到了城外的臭水沟里；也有人说，是埋在了一个没人知道的乱坟岗子。


总之，这个在巨鹿县欺压百姓多年的汉奸头子，最终没能留下一具全尸。


很多年以后，当年在场的人陆续离世，但在巨鹿的一些老院落里，这件事还在口耳相传。


老人们说起那天，没有多少多余的话，只是端起饭碗的时候，会忽然停下来，望一眼窗外，说一句：“张百奎啊，枪毙那天我去了。”然后便不再言语。


仿佛当年那片雪地，那声枪响，以及枪响之后人群里爆发出的声浪，都还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