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申思递交了更换效力球队的申请。业内都清楚，申思是典型走技术路线的球员，传球调度、控球盘带与定位球功底在国内同龄球员里属于顶尖水准。正因如此，主打地面传控战术的国奥队将他视作组织串联、发起进攻的核心人选。可回到上海申花阵中，申思却长期得不到稳定出场机会，大多时候只能坐在替补席等待。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申花队内中场储备充足，主帅徐根宝排兵布阵拥有极大选择空间，范志毅、刘军、萨莎、吴兵、朱炯都能胜任中场位置，朱琪、吴承瑛也可临时补位中场，申思想要稳定占据主力位置，需要和多名实力派队友竞争，登场时间自然十分有限；其二，申思风格偏向纯技术流，身体对抗、前场逼抢能力偏弱，防守参与度也不高，与徐根宝推崇的高强度逼抢战术体系契合度很低，即便个人脚下功底突出，也很难获得教练的重用。

为了自身职业道路的长远发展，申思主动申请改换球队，这件事无论对国内足球整体环境，还是对申思个人，都具备积极意义。对申花俱乐部而言也不存在实质损失，球队能够收获一笔转会相关费用，且申思本身潜力出众，市场上不少队伍都愿意抛出橄榄枝。但多方共赢的设想，或许只是申思单方面的期待。

有消息称，当地管理部门为打造本土足球优势，定下了不成文的内部规则：本地球员只允许流入，不允许向外输送。按照这条规则，即便申花愿意放人，申思最多只能调整至上海本地另外两支球队，一旦去往外地队伍，便会被视为造成本土足球人才资源的浪费。当时国内顶级联赛各支队伍、国奥梯队都极度缺少优质中场球员，一名天赋出众的中场新星长期缺少高水平联赛历练的机会，人才资源无法合理调配，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国内足球行业。

上海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本地从业者素来以开明、务实著称，想必不会只顾本土短期利益，忽略全国足球行业的长远发展。球员自由流转是提升整体竞技水平的关键途径，地域层面的资源保护政策只会让足球行业发展停滞不前。希望当地相关管理部门能够立足全国足球发展大局，慎重考量人才流动问题。依靠行政指令干预俱乐部人员调配，本身就是不符合职业足球发展规律的做法。

看待这件事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深挖“申思转会诉求”背后的深层问题，不难发现国内足球潜藏着诸多发展隐患。前两年国内联赛正式开启职业化模式，同步推行体能考核机制，行业整体确实有一定进步，但本土球员综合竞技素养的短板依旧没能得到改善。

对比早年球员，现役球员身体素质的提升最为直观——身高、体重、冲刺速度、耐力都有明显进步，赛场对抗强度大幅提升，比赛更看重动态对抗下的技术发挥，整体赛场对抗氛围更加浓烈。可球员脚下技术的进步速度，远远跟不上身体素质提升的节奏。赛场攻防节奏不断加快，传接球失误频率随之上升，小范围连续盘带、流畅小组配合的场面愈发少见，球员个人脚下技术整体呈现退步趋势。

从风格划分来看，传统侧重地面传控的南方队伍，脚下技术没有明显精进，身体对抗、体能不足的短板也没能弥补，单纯依靠传统传控打法很难在联赛站稳脚跟，当年广州队伍战绩低迷就是典型案例。而国内占比更高的北方球队，脚下技术粗糙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就连徐根宝也坦言，申花球员的技术功底不算突出，其余队伍的技术短板更加明显。此前坚持打磨传控打法的国奥队，在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这类亚洲中下游队伍交手时，球员脚下处理球的细腻程度不如对手，这场失利也给国内足球行业敲响了警钟。

本土球员普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体能、对抗偏弱，身体素质出众的球员缺乏细腻的传控能力。归根结底，本土球员综合竞技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在当下赛场重视高强度对抗的环境下，主打纯技术路线的申思难以适配“全场逼抢”战术，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值得欣慰的是，国字号队伍主教练戚务生早已察觉到本土球员这项核心短板，提出国字号选拔球员需要兼顾力量、技术、体能的均衡综合能力。这套全新选材标准，为年轻球员规划了清晰的成长路径，也引导国内足球朝着技术与身体素质兼顾的良性方向前进。

面对全新的行业发展环境，申思也需要客观审视自身存在的不足。如果不能主动提升场上拼抢强度与身体对抗能力，即便更换其他俱乐部，依旧很难拿到稳定出场机会，就连他在国奥队的主力位置也会岌岌可危。
——1998年6月《足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