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这个贪生怕死的将军在澶渊之盟起了什么作用?

其实早在咸平六年（1003年）的望都之战，辽军就把王超打废了。

那一战辽军主力大举进攻，王超作为主帅召集各部会师，结果高阳关的周莹竟以“没有诏书”为由拒绝出兵。阵型未稳，副帅王继忠陷入重围拼死血战，王超作为总指挥，非但不派兵救援，反而带着主力扭头就跑。王继忠孤军被俘，宋军大败。朝野一片哗然，可因为他是太宗潜邸旧人、真宗亲信，最后只象征性地挪了个职位。

从那天起，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再与契丹野战。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率二十万大军南下。真宗被逼得御驾亲征，朝廷战略非常清晰——让王超率定州十万主力南下，与皇帝中军前后夹击，一举包圆辽军。这是北宋最有可能重创辽国的一次机会。

可王超不动。

皇帝在澶州城下顶着箭雨督战，王超在真定按兵不动。定州知州马知节屡次讽谏，王超不为所动；马知节移书诮让催他出兵，王超推说“中渡无桥，徒涉为患”。马知节连夜命人造桥，一夕而成——借口没了，可王超还是不动。

真宗数道旨意，全部石沉大海。

一个更恐怖的念头爬上真宗的心头：太祖陈桥兵变，不就是十万禁军把黄袍披在身上的吗？如今王超手握的，也是十万禁军。

比起城外的辽军，身后这个不肯听话的统帅更让皇帝睡不着觉。所以当辽军主帅萧挞凛被床弩射死、辽方主动求和时，真宗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岁币三十万算什么？先把这仗停了，把王超那十万大军稳住再说。

《宋史》对王超的评价只有七个字：“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可真相比“寡谋”复杂得多。他早期并非没有打过胜仗，遂城西一战“俘馘二万计，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二十万禁军大阅兵在他指挥下进退有序。可望都之战后，他整个人被辽军的野战能力打怕了。这种恐惧，加上五代以来武人拥兵自重的惯性，让他在“听皇命可能打败仗”和“不听皇命能保命”之间，选了后者。

更要命的是，朝廷拿他没办法。澶渊之盟后“会南北通好，故薄其责，止罢超三路帅”——只是撤了战区司令的职务，转头就给了崇信军节度使的虚衔。一个逗留不进、贻误战机的主帅，连军法都没挨着。

王超的作用，恰恰在于他的“不作为”。他什么都没做，却让宋朝在最该打赢的一仗里，选择了最屈辱的和平。他用十万大军的存在本身，完成了对皇帝的逼迫——你不敢赌我会不会听你的，所以你只能认输。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超死在真定。朝廷辍朝一日，谥号“武康”——一个“武”字挂在他身上，怎么看都有点讽刺。

回过头来看，澶渊之盟的缔结，与其说是宋辽实力的平衡，不如说是宋真宗对自家将领的不信任，压过了对辽国的仇恨。王超不是辽国的盟友，但他用按兵不动，帮辽国完成了最致命的一击。当一个王朝的皇帝在战场上最害怕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手下的大将时，这个王朝的武功，早在开打之前就已经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