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话题，最后都不忘来段意识形态论调。
《经济学人》对于长江禁鱼的报道，可谓套路早已驾轻就熟：先无法否认长江十年禁渔实实在在的生态成果——水质改善、江豚重现、鱼类种群持续复苏，便先客观摆出事实，随后立刻抛出“代价之问”，强行贴上“生态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
这套叙事逻辑极具迷惑性，本质是预设偏见先行。文章刻意淡化完整政策框架：禁渔推行之初，同步配套数十万退捕渔民就业扶持、养老保障、转产帮扶。生态修复与民生安置本就是一体规划，却被媒体刻意割裂，放大局部个案，回避全局安置成效。
放眼全球，各国推行大规模生态保护政策几乎都会采取强制性管控。西方本土设立自然保护区、实施休渔制度时，被称作负责任的环保行动；放到中国，同样的生态治理举措，就被生造出负面名词加以批判，双重标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