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国少将、海军航空兵首任政委，病逝后为何被定性为自杀，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李呈瑞的旧案被重新摆上了审查桌。摆在复查人员面前的，不只是一个干部的死亡结论，还有一连串相互牵连的问题：海军航空兵早期建设中的叛逃事件，领导责任如何认定，政治审查应当依据什么，干部去世后的结论又能否经得起重新核验。
复查的结果，推翻了此前“自尽”的定性，确认李呈瑞是因病去世。这个结论后来得到落实，相关遗留问题也随之处理，李呈瑞的骨灰被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事情要从海军航空兵这个新兵种说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军航空兵尚处在从无到有的阶段。飞行训练、机场保障、海上协同、政治教育，都需要重新建立制度。对一个刚刚组建的兵种而言，政委的工作并不只是组织学习和做思想动员，还要把纪律教育、战备要求、人员管理嵌入日常训练之中。

李呈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任海军航空兵政委的。公开材料通常将他称为海军航空兵首任政委。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后来又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这样的履历，使他既熟悉部队政治工作，也有较长期的基层和一线工作经验。
航空兵建设初期，部队在训练和作战中逐步积累经验，并取得过实战战果。李呈瑞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技术性很强、保密要求极高的新领域。飞行员的思想状况、家庭关系、纪律观念和战备意识，往往与部队安全直接相连。也正因为如此，航空兵发生重大问题后，政工系统很容易被纳入责任追查范围。
1960年1月12日，杨德才驾驶飞机飞往台湾，最后在宜兰一带迫降，飞机毁坏，人员死亡。关于飞机编号和具体飞行经过，不同材料的记载需要进一步核对，但事件本身在海军航空兵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

两年后的1962年3月3日，刘承司从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飞抵台湾桃园军机场。与前一次不同，这次叛逃成功，且被对方用于宣传。接连发生的两起事件，使问题不再被看作单个飞行员的临时选择，而被放进部队政治安全和组织管理的框架中重新审视。
有意思的是，责任边界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叛逃者个人要承担责任，这是案件处理的起点；但在当时的军队管理逻辑中，调查还要继续追问：人员为何能够接触飞机，教育和审查是否落实，基层干部是否掌握真实情况，领导机关是否发现过异常。于是，飞行员的个人行为，逐渐被连接到思想政治工作和领导责任。
军委随后派出检查力量进入海军系统。李作鹏带队的检查团，曾走访多个单位，了解舰艇、航空兵和驻岛部队的情况，也召开基层座谈会。调查的重点，已经不只是还原两起叛逃事件，而是寻找这类事件反复出现的组织原因。

检查意见形成后，海军航空兵的政治工作被置于更严厉的审视之下。李呈瑞被批评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问题，随后又受到政治上的牵连和冲击。至于有关“集团”以及具体斗争过程，公开叙述中存在不同说法，不能脱离档案材料任意扩展。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政治处境在整顿之后明显恶化，早年积累的工作成绩并没有成为当时结论中的主要依据。
这正是案件复杂的地方。
军事安全事件往往要求迅速处置，但迅速处置并不等于可以替代完整取证。特别是当个人责任被上升为领导责任，再由领导责任延伸为政治立场评价时，结论的影响便远远超出最初事件本身。李呈瑞后来所承受的，并非简单的职务调整，而是对其政治表现和历史评价的整体否定。
1967年9月22日傍晚，李呈瑞离世，终年约55岁。有关当时现场勘查、药物情况和保卫部门上报过程，现有叙述多为转引，医学鉴定及完整程序材料并不充分。最初结论将其认定为自尽，家属对此长期提出异议，认为他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身边药物是日常治病所用。

家属的申辩没有立即改变结论。一个已经形成的政治定性，在特殊时期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即使现场存在尚待解释的细节，只要没有重新启动审查程序，原有意见便可能持续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开始大规模复查历史遗留案件，审查工作重新强调事实、证据和程序。李呈瑞的死亡问题也被纳入复查范围。经过重新审查，原先的“自尽”结论被撤销，改为因病去世，并恢复了相应名誉。
李呈瑞案件留下的关键节点很清楚：两起叛逃事件引发整顿，整顿又把责任推向思想政治工作，政治追责进一步影响个人命运，死亡后的结论则在多年后被复查改正。相关文书的具体年份和医学依据，仍应以档案记录为准；但李呈瑞最终被确认因病去世、旧案得到平反，以及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已经成为这一案件的明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