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宋庆龄在她的《追念毛主席》里写道：“毛主席是我一生有幸遇见的，最明智的人！”“毛主席清晰的思想与指引，带领国家不断赢得胜利！”

1977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后海北沿46号的小楼里，84岁的宋庆龄坐在书桌前，握着一支粗头钢笔，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着中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位早年留学美国、常年面向海外发声的先生，写文章素来习惯用英文，可这一次她执意用中文，写下了几百字的短文《追念毛主席》。

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时距离毛主席逝世，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以她和毛主席的交情，为何要等这么久才写下这篇追忆文字，这篇不长的手稿背后，藏着宋庆龄跨越半个世纪的信仰抉择。

1976年对宋庆龄来说，是近乎崩塌的一年，1月周总理离世，宋庆龄悲痛难抑，身体本就因前两年接连摔跤变得孱弱，这一下更是垮了大半，刚缓过来没几个月，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又给了宋庆龄重重一击。

但宋庆龄没有立刻提笔写悼念文章，不是感情不深，恰恰是因为分量太重，她不愿写一篇应景的、情绪化的文字，她要写的是沉淀了三十多年的观察与判断，是要留给历史的证言。

这份郑重，从宋庆龄破例用中文写作就能看出来，她一生写过无数文章，很多面向国际社会的稿件都用英文，唯独这篇追念文字，用了最直白的母语，因为宋庆龄知道，这篇文章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看的，她要以孙中山先生遗孀的身份，亲口告诉所有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完了孙中山先生没走完的路。

时间倒回1925年，32岁的宋庆龄面对孙中山的离世，接过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愿，可短短几年，她就亲眼看着蒋介石背叛革命，把孙中山的革命遗训抛在脑后，昔日的革命队伍变得面目全非。

那段时间，宋庆龄是孤独的，她顶着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公开斥责右派的背叛，却无力扭转大局，直到1935年，一个消息从陕北传来：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宋庆龄当即提笔，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写去祝贺信，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问候，是一位陷入迷茫的革命者，在黑暗中看到星火后的欣喜，那时候宋庆龄还没见过毛泽东，却已经从共产党的行动里，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希望。

两人真正第一次见面，要等到1945年的重庆谈判，毛主席冒着风险飞到重庆，第三天就专程登门拜访宋庆龄，四十多天的相处里，宋庆龄抛开了外界对共产党的种种污蔑传言，真切感受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格局与担当。

毛主席谈和平建国，谈百姓疾苦，每一句话都落在实处，也就是从那时起，宋庆龄心里彻底认定：这个人，这支队伍，是真的在为中国找出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封信，派邓颖超专程送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信里那句“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写满了敬重与诚意。

宋庆龄没有犹豫，8月28日她抵达北平时，毛泽东带着朱德、周恩来等多位领导人亲自到站台迎接，那天的对话被随行人员记了下来：毛主席说“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回答“祝贺中国共产党在您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这句祝贺从来不是客套，宋庆龄清楚地知道，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这23年里，是毛泽东带着共产党扛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孙中山先生当年中断的事业，终于要在这一代人手里完成了。

建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毛主席一直把宋庆龄当作最尊敬的战友和同志，1957年出访苏联时，他特意跟苏联领导人说，宋庆龄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一直把她当党内同志看待。

1961年毛主席到上海，还专门去宋庆龄的住所看望，带去了绣着梅花的地毯作礼物，这些点点滴滴，宋庆龄都记在心里，但更让她敬佩的，是整个国家实实在在的变化：旧中国的屈辱一扫而空，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曾经四分五裂的国家，一步步走向独立自强，这些宋庆龄亲眼见证的事实，比任何赞美都更有分量。

所以1977年的那个冬天，84岁的宋庆龄才会强撑着病体，认认真真写下这篇《追念毛主席》，手稿里没有浮夸的辞藻，只有一句句沉淀了半生的判断：“他不只是一党领袖，更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

1978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这篇文章经宋庆龄亲自审阅后正式刊发，新华社还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表，手稿如今珍藏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短短几百字，写的是对一位领袖的追念，藏的是两代革命者的精神接力。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宋庆龄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真正能救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位爱国者用半生岁月得出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