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

7月31日，针对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毛宁的话里特意点了一句：历史上日本的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这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并提醒日本为政者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话说得不算长，但分量很重，因为外界关注的并不只是一个机构换了牌子，而是日本正在重新调整国家情报权力的组织方式。




这个机构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由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



新设立的国家情报会议由日本首相担任议长，国家情报局负责汇总、分析各部门掌握的信息，并向首相官邸、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有关部门提供情报支持。首任局长原和也曾担任日本警察厅警备局长，2023年起出任内阁情报官。




相关法律在2026年5月27日获日本国会通过，7月31日正式落地。



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在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提高信息收集、研判和决策效率。



单独看，这套解释似乎说得过去，许多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情报协调机构。问题在于，日本的历史经历决定了，它每一次集中安全权力，都会引起亚洲邻国格外警惕。




这种警惕并非来自一个机构名称，而是来自历史留下的伤口。



战前日本的特高警察本质上属于政治警察体系，曾负责监视和镇压被当局视为威胁的政治思想与社会运动。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警、外交和情报系统又在对外侵略中相互配合，为军事扩张搜集信息、控制社会。



因此，今天把国家情报局直接说成“特高课复活”，在机构性质上并不严谨；



可如果把它放进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安全体系的大背景里观察，历史联想也绝非毫无来由。




真正值得盯住的，是情报权力集中以后由谁决定任务、如何界定威胁、怎样防止政治化使用，以及外部监督能否跟得上。



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争论。相关法案审议期间，有反对者担心个人信息保护和政治中立缺少足够保障。日本政府则回应称，这部法律主要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协调，并不会增加侵犯隐私的风险。双方争论的核心非常现实：情报工作需要隐蔽和效率，可一旦权力边界模糊，普通人的通信、交往和社会活动就可能受到影响。




对中国而言，担忧还有更直接的现实背景。2019年，一名日本男子在湖南长沙被拘留，2023年2月因涉及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11月上诉被驳回。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判决结果，但并未披露足以支持“假借学术交流长期窃取某类核心情报”等具体细节，因此没有必要再给案件添加未经证实的情节。





2023年3月，安斯泰来制药一名日本员工在北京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中方随后确认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2025年7月，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公开报道同样没有完整披露其具体行为，更不能直接断定他专门窃取了医药或产业机密，但案件本身说明，现实中的反间谍风险并不是抽象概念。





当然，两起案件不能证明日本新设机构必然针对中国，也不能把所有日本企业人员、学者和游客都当成可疑对象。真正有效的安全防线，从来不是靠情绪化猜测，而是依靠法律、证据和专业能力。把正常交流贴上间谍标签，只会制造混乱；对敏感设施、核心技术、重要数据的异常打探保持警觉，才是应有的边界。



日本国家情报局真正带来的变化，是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信息，将获得更高层级的协调和使用机制。这会提高日本政府处理外交、军事、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信息的效率，也意味着其安全政策拥有了更强的组织支撑。情报体系与军事力量一旦同步强化，其影响自然不会停留在日本国内。



中国外交部把它称为“消极动向”，针对的正是这条越来越清晰的政策轨迹。亚洲国家并不反对日本维护正常安全利益，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在历史反省仍不充分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军事能力、集中安全权力，却没有同步拿出足够可信的和平约束。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被几个刺激性的说法带着走，而是把反间谍和数据安全工作做得更细。军事设施、重要地理信息、关键技术和商业秘密，都需要更严格的制度保护；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国际合作，也应明确资料边界和保密责任。


一个国家的安全，最终靠的不是喊得多响，而是制度是否严密、技术是否过硬、人员是否专业。日本国家情报局已经成立，它未来如何运行、权力是否继续扩张、是否推动新的反间谍立法和对外情报机构建设，都值得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