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88岁的季羡林，终于落地台湾桃园机场。
走下舷梯，他推掉所有应酬，急匆匆赶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墓园。
墓园里躺着一个人，叫胡适，字适之。
名义上是受圣严法师邀请，来台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但季老此行，似乎是专程来拜谒胡适墓。
期间季老一度发烧，但仍然坚持做完整个扫墓行程。
回大陆后，季老写下名篇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早在80年代，季老就曾撰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试图在解禁之后客观评价胡适。
但没法完全客观，胡适对季老有知遇之恩。
1946—1948北大三年，胡适是校长，季老是系主任。
留德10年，甫进北大，就被聘为正教授、系主任，胡适为35岁的季羡林破例了。
北平时期，季羡林写成《列子与佛典》送交胡适审阅，胡适连夜通读，次日回信：《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极大鼓舞刚回国起步的季羡林。季羡林另一篇名作《浮屠与佛》，写作思路也受到胡适著作启发。
胡适赴台担任中研院院长后，曾对学者李亦园评价：做学问应当像北大的季羡林那样。 季羡林1999年访台才听闻此事，十分感慨。
88岁，米寿，季老不顾年高坚持去台为胡适扫墓，是为了报答当年知遇之恩。再加上十年期间季老在牛棚的悲惨遭遇，难免产生怀旧之情。
人之常情，或可谅解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