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了最大的战略失误！“——这话不是美国人说的，是新加坡老外交官马凯硕六年前的断言。他当时敲打咱们：别盯着南海、别盯着科技战，真正的失策是“冷落了美国商界“。六年过去，芯片禁令、AI算力封锁、供应链“去风险“一波接一波，回头再看这句话，味道全变了。

距离马凯硕公开谈论此事已经过去六年。芯片出口管制没有停，人工智能算力限制不断调整，供应链“去风险”也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具体政策。再回头看“中国犯下最大战略误判”这句话，结论恐怕不能照搬。
 
不过，他真正想提醒中国的内容并不复杂。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美国政府一旦准备对华收紧政策，波音、通用汽车等大企业往往会主动游说。
 
原因谈不上多高尚，无非是中国市场关系到订单、利润以及股东利益。企业担心华盛顿把关系搞僵，最后砸了自己的生意，因此愿意充当中美关系中的缓冲力量。 
 
到了2018年贸易战启动时，情况发生变化。马凯硕注意到，美国大企业并未形成足够强的阻拦力量，于是判断中国失去了美国国内一根重要的“刹车绳”。
 
在他的逻辑里，美国商界不是中国的朋友，却可以因为利益需要，反对过度对抗。这个分析放在当年，确实有现实依据。可六年后的问题在于，美国企业即使愿意继续做生意，也越来越难左右华盛顿的战略方向。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6年调查了175家会员企业，95%的受访者认为，在华业务对维持全球竞争力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可同一份调查还显示，72%的企业受到关税影响，大约四成企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负面冲击。
 
一些公司丢掉订单，一些公司失去长期客户，还有企业被中国买家视为不再可靠的供应商。只有约一半受访企业计划在2026年继续增加对华投资。
 
这就有点意思了。美国企业并没有普遍赞成限制中国，它们自己也是关税与出口管制的承压者。
 
然而，企业抱怨成本上涨，不代表政策就会转弯。原因在于，中美经贸问题早已被美国纳入国家安全、产业竞争以及技术领导权的框架，企业利润在这套政治逻辑面前，分量明显下降。
 
芯片政策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2026年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英伟达H200、AMD MI325X等芯片可以在满足条件后接受个案许可审查。 
 
这个动作看起来像是松动，实际并非取消限制，购买方审查、第三方测试以及合规程序仍然存在。美国只是调整阀门，没有拆掉管道。因此，把芯片禁令、人工智能算力限制以及供应链调整，全都归结为中国当年没有照顾好美国企业，解释不通。
 
即使中国完全满足美国跨国公司的商业诉求，华盛顿也未必会停止限制关键技术，因为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某一家企业能不能挣钱，而是中国会不会在高端制造、人工智能以及新兴产业中形成完整能力。
 
马凯硕看到了美国商界影响力下降，却低估了美国战略竞争共识形成后的惯性。商界可以抱怨关税，可以要求放宽许可，也可以提醒政府不要失去中国市场，但它们很难推翻已经被包装成“国家安全”的政策。
 
当然，这不等于中国可以忽视外国企业的合理关切。恰恰相反，中国越是面对外部限制，越要把自己的市场环境做得稳定、透明并且可预期。
 
2026年6月，中国有关部门发布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15项措施，涉及扩大服务业准入、便利跨境并购与数据流动、支持外资再投资，同时强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以及公平参与政府采购。
 
这些安排不是为了指望美国企业替中国挡住制裁，而是为了中国自身发展。外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管理经验、技术交流、市场竞争以及国际产业联系。
 
门开得越稳，外部推动“脱钩”的成本就越高，中国企业接受国际竞争的机会也越多。可话又得说回来，开放不能建立在幻想之上。把国家安全寄托在美国公司的订单上，与主动拒绝所有外部合作一样，都容易走向极端。
 
美国企业今天愿意卖产品，明天可能因为一道行政命令停止供货，这些年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六年前马凯硕的提醒有价值，却不能被当成解释中美竞争的万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