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傅作义被日军打到只剩7000残兵，蒋介石都放弃了，他却反手偷袭五原，击毙日军中将，一战扭转西北战局。
 
1939年底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傅作义主动请缨奇袭包头，重创当地日军，吃了亏的驻蒙日军恼羞成怒，调集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数万兵力，分三路反扑绥西进行报复。

连续的恶战下来，傅作义的起家部队第35军伤亡惨重，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撤到河套腹地时能战之兵只剩七千余人，其中近半数是带伤作战的伤员，寒冬里士兵缺衣少食，步枪子弹人均不足十发，后方补给线被日军战机反复轰炸，连稳定的水源都难以保障。

重庆高层的判断并非全无道理：以这样一支残兵，能守住现有防线就已属不易，主动反攻无异于以卵击石，可傅作义比任何人都清楚五原的分量，这座河套重镇是西北门户，日军一旦站稳脚跟，就能西进宁夏、南逼陕北，整个大后方的西北防线会直接崩塌。

傅作义没有接下赴兰州的任命，反而在亚马赖的小村庄里召集军官，定下了主动反攻五原的计划。

傅作义看准了三个必胜的条件：其一，日军打赢绥西战役后主力很快回撤原防区，五原城内只留了警备部队和伪蒙军，总兵力虽有万余，但核心日军战斗力不强，且大胜之后防备松懈，甚至在城里大摆庆功宴。

其二，三月河套开春，黄河冰层快速解冻，乌加河水位暴涨、道路泥泞，日军赖以依仗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快速驰援，空中侦察和轰炸也会受天气限制；其三，他在绥远经营十余年，当地百姓心向抗战，既能提供准确情报，也能随时支援作战，这是孤军深入的日军永远比不了的优势。

傅作义拿出的战术，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掏心战术”，但这套战术的核心从来不止是敢死队突击，而是攻城与打援的精密配合，他从残兵里筛选出八百名精干老兵组成突击队，由安春山率领直扑五原新城的日军指挥部，打烂敌人的指挥系统。

袁庆荣带新32师负责攻打旧城，牵制伪军兵力；最关键的乌加河防线交给董其武的101师，任务只有一个：炸掉所有桥梁，死死挡住包头方向的日军援军，不让攻城部队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1940年3月20日午夜，五原反击战正式打响，八百突击队借着大风夜色摸过义和渠，悄无声息干掉南门哨兵，像一把尖刀直插城内，日军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街巷之间反复拉锯，每一处院落都要经过惨烈争夺。

安春山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攻打日军指挥部平市官钱局时，连长孙英年急中生智调山炮平射，十几发炮弹直接轰塌工事，端掉了敌人的核心据点，旧城战场同样惨烈，师长袁庆荣大腿中弹，坐在地上继续督战，营长赵春江、张步清先后殉国，全营打到只剩七个人仍死战不退。

城外的乌加河，才是决定整场战役胜负的生死线，董其武率部提前炸掉了河上三座桥梁，日军三个联队的援军赶到南岸，只能冒着枪林弹雨架设浮桥强渡。

101师趴在河堤工事后，把露头的日军一次次打回去，傅作义打电话询问防线情况，董其武只回了一句话：“你放心，一个鬼子也过不去，”整整三天，日军援军始终没能跨过乌加河一步，五原城内的守军彻底成了瓮中之鳖。

3月22日五原新旧两城全部收复，溃败的日军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带着亲信突围东逃，被游击连长张汉三率部在二骡沟截住，当场击毙，从尸体上搜出的图章和指挥刀确认了他的身份。

整场战役下来，共毙伤日伪军五千余人，俘虏日伪军近两千人，缴获火炮三十余门、汽车五十余辆及大量军需物资，当地百姓也全程参与作战，五原城东的王大老虎兄弟亲手击毙11名日军，乌加河的老乡们冒险救回重伤的303团团长宋海潮，留下了不少军民同心的佳话。

五原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功收复沦陷的县城重镇，消息传到重庆，举国震动，《大公报》称其为“军事上的伟大成就”，蒋介石随后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发奖金三十万元，傅作义却专门递交了辞勋呈文，说这场胜利是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绥远百姓全力支援的结果，功劳不该归于他一人。

此后五年，日军再也没敢主动进犯绥西河套地区，西北抗战的防线就此牢牢稳住，很多人说起这场仗，总爱强调“七千残兵翻盘”的传奇，却容易忽略：这场胜利从来不是靠匹夫之勇赢来的，它赢在傅作义对战场局势的精准判断，赢在攻城与打援的战术配合，更赢在军民同心的守土底气。